内容摘要

本文以滇西南思普区边疆民族团结工作为研究视角，聚焦阿佤山人民自卫总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实践，探讨其对思普区（今普洱、西双版纳、临沧等地）多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深远影响。通过分析1942-1945年间阿佤山抗日自卫总队的组建背景、作战策略及民族动员机制。得出自卫总队在组建多民族参加的抗日武装，抵御外敌、保卫祖国边疆；用传统盟誓仪式疏通关系，消除民族隔阂；政治和军事配合，共同团结抗战；深化国家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贡献。研究证明，自卫总队在阿佤山抗日斗争不仅是区域性抗战军事胜利，更深层价值在于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敌，共守疆土，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共同的红色历史根基和实践典范。

佤山人民自卫总队（以下简称自卫总队）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滇西南中英滇缅南段未定界阿佤山地区一支由各族人民组成，训练有素的抗日地方武装之一。这支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通过与拉祜族土司喝咒水，同佤族头人剽牛盟誓等传统仪式，疏通民族关系，消除民族隔阂，团结配合，从1944年12月反攻，到1945年5月底约半年时间，经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斗，收复被日军占领的巴斗、南抗武、英烈、弄跨、中弄、满象、班阳等地，把一千多日伪军全部赶过滚弄江，收复了中英滇缅南段未定界被日伪军侵占的阿佤山南部及十七王地等地区。通过军事合作、文化融合和主权维护，将分散的边疆民族部落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力量，成为了边疆各民族共同的红色历史记忆，为思普区①边疆民族团结树立了典范和丰碑。

一、组建多民族参加的抗日武装，是抵御外敌、保卫祖国边疆又一次成功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结固则百业兴。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在多民族国家，只有民族团结，才能实现民族解放，才能建设好国家，才能有幸福生活。”②阿佤山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位于澜沧江与萨尔温江（怒江）之间的怒山山脉南段延伸地带，是中国云南省西南部以佤族聚居区为核心的地理文化区域。范围包括今临沧市的沧源、耿马、双江、永德、镇康县；普洱市的西盟、澜沧、孟连县；缅甸掸邦第二特区（佤邦）。总面积近4万平方公里，其中中国境内约2万平方公里。阿佤山自古以来属中国领土，自唐代起属南诏、大理国管辖。清朝至民国，阿佤山区部分领土被英国侵占，1941年划界后四分之三区域并入缅甸，但我方坚决不承认。故当时称为“中英滇缅南段未定界”地区。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先后侵占了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与中国云南省紧相毗邻的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相继落入日军魔掌，我国数千里长的国防线上，处处在发生侵略与反侵略的战斗。

侵入缅甸的日军，连连突破英缅军总司令胡敦指挥包括中国远征军在内的层层防线，陷仰光，占景栋，缅甸沦陷，中国远征军在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后撤退回云南。远征军撤退后，日军进犯中英滇缅南段未定界侵入阿佤山地区。与此同时，日机不断轰炸车里、佛海、南峤、思茅等县及澜沧(包括今孟连、西盟)的孟连城子、东岗、酒房一带。缅甸华侨难民、边境难民成千上万向内地逃难。从缅甸逃入西双版纳、澜沧大批华侨难民，他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无家可归，有的贫病交加，死于沟渠，惨不忍睹。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思普地区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被打乱，人员恐慌，社会不安宁，造成了很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战争恐怖的阴影，使人心惶惶，一片混乱。

澜沧县长陈家骥眼看远征军节节溃退，便不管人民死活，仓皇弃官出逃。有关系的土司头人和政府官员也纷纷逃向内地，使县政失控，人人自危。

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垂危的时刻，参加过“班洪抗英”事件的景谷县勐主爱国人士罗正明③向普洱督办胡道文请缨抗日，志愿到澜沧前线抵御外侮。面对澜沧一片混乱局面，胡道文不得不另委军人出身的聂晶品任县长，委任罗正明为“澜沧县保安大队长”。随即，罗正明组建500多人枪的抗日武装，开赴抗日前线，以“澜沧县保安大队”的名义驻防南卡江以东的孟连、勐马、西盟边防一线，防堵日军入境侵犯。澜沧保安大队成为了阿佤山自卫总队的前身。

滇西沦陷后，中共中央南方局作出了“如果日军深入云南，就要在云南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正当边境战局紧急时刻，1942年秋，中共南方局所属党组织派遣共产党员江枕石④以重庆《新华日报》记者身份，从贵阳经昆明、普洱来到澜沧。江枕石与尹溯涛⑤、张石庵一道，深入勐茅（新地方）、敢色、业烈、南亢武、蛮盾等地实地考察，他认为日军只驻在滚弄江以西缅境城市和铁路沿线重要据点上，十七王地只有日伪军分散驻守，全部估计不上两千人。阿佤山区幅员辽阔，中、英两国政府鞭长莫及,当地佤族人民向来反对入侵者，是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理想场所。这片土地山高林密，区域广阔，西有滚弄江做屏障，建立长期游击根据地十分有利。并与傅晓楼⑥、李晓村⑦、尹溯涛等人动员主动请缨抗日的澜沧县保安大队长罗正明当此重任。罗正明在江枕石的影响下，认识到抵抗日寇侵略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历史使命，他欣然从命，决心毁家纾难，在所不辞，决心在阿佤山建立抗日根据地，准备与日本侵略者作长期的斗争。

为使这支抗日武装合法又较能独立活动，1943年冬和1944年夏，罗正明两次委派尹溯涛向国民党军政当局争取一个合法名义。尹溯涛通过他与云贵监察使李根源的亲戚关系，被驻防滇西的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及后来接防的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委任罗正明为“阿佤山区抗日守备第二支队长”，后又争取滇西中国远征军副司令兼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黄琪翔委罗正明为“阿佤山人民自卫总队长”。总队下编五个大队，两个独立中队，整个总队最高峰约2000人枪。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自卫总队武装的建立，虽然向国民党当局争取了抗日合法名义，但所有这些官衔不过空有虚名而已，既无国家编制，不发粮饷给养，又不给武器弹药，一切武器弹药及吃穿医用，除从地方积谷、集市贸易捐税中取得部分补助和思普乡亲商贾慷慨解囊外，均由罗正明靠他私人的一百多匹骡马常年贩运盐巴、布匹、杂货挣来的钱支持。从队伍组建到抗战胜利后这支队伍被国民党政府强令罗正明“就地遣散，撤出佤山”时，罗正明个人为这支队伍倾家荡产投入了20万银圆，还欠下了很多的债务⑧。他为了抗日毁家纾难的高尚情怀、奉献精神和民族大义让边疆各族人民敬佩。这为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罗正明带领各族群众反抗国民党在思普区统治发动武装起义打下了良好基础。

自卫总队武装人员由来自景谷、普洱、澜沧（包括今孟连、西盟）、双江、缅宁(今临沧)、沧源以及石屏等地的汉、佤、拉祜、傣、哈尼等各族爱国青年组成，他们纷纷投身到这支抗日队伍中来，甘心情愿接受训练，上阵冲杀，是继1935年“西南民众义勇军”班洪抗英事件后又一次边疆各民族抵御外敌、保卫祖国边疆的实践，为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史谱写了滇西南战场的光辉一页。

二、用传统盟誓仪式疏通关系，是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的成功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重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坚持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坚决纠正和杜绝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正常的宗教信仰要予以尊重。”⑨元明清时期，阿佤山实行土司制度，土司掌握军政大权，形成半独立状态。清朝前期虽推行改土归流，但因地处边疆、地形复杂，改流进程缓慢，部分区域直至清末仍保留土官制度，尽管政策推动了行政统一和经济发展，但受制于地缘政治和民族复杂性，未能完全消除土司残余势力，助推了阿佤山久久难以解决的民族问题延续。

阿佤山地区由于血族复仇的观念影响，村寨之间的械斗很多。祖辈之仇子孙不忘，常延续几代，才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存在其实是长期以来阿佤山民族隔阂、民族歧视、民族剥削、民族压迫的积累。

面对这些民族问题，罗正明、尹溯涛、李晓村、刘亚南等自卫总队领导对如何消除隔阂，取得他们信任后共同团结抗敌进行了全方位的认真分析。认为在阿佤山开展抗日工作虽然是一项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壮举，是正义的。但阿佤山地区，社会发展程度低，经济文化落后，各个部落各自为政。加之历代大汉族主义的歧视压迫，长期与外界来往很少，佤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很深的隔阂。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必须慎之又慎。大家认为，抗日武装进佤山，首先要消除隔阂，与当地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搞好关系，才能达成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共识。

罗正明等在阿佤山尊重民俗民风，邀约西盟土司代办李扎体、张嘉约、李保、舒秉忠等开会，共同商议抗日大计。并在西盟佛殿山举行吃咒水盟誓仪式，共同发下了“抗击倭寇、同甘共苦、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誓言。李札体等保证做好西盟山的后勤工作，保证保护南亢河、南徐河藤桥的安全通行，并保证人力及粮食的支援。另外通过西盟土司和南徐河西岸的敢赫、巴斗、莫列、巴戛迭、南亢武的联盟关系，自卫总队攻下阿佤山业烈王首府允恩后，就把西盟土司李扎体给敢赦、巴斗等部落的木刻与上述王子疏通了关系。罗正明专门带上礼物拜会佤山十七王及大小头人，在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后，接着就在允恩旁边的营盘街设立司令部，召集业烈王困衣、南元武王召钟、巴斗王困散、莫咧王困岩，巴戛迭头目岩坎、戛梗头目困衣等千余人剽牛盟誓，同喝咒水，共同团结抗击日寇。各个王子认真遵守“一条盟誓比十座金山还重”的佤族古训，组织民兵配合自卫总队抗日。通过主动融入，消除隔阂，采取一系列的民族团结措施，自卫总队得到了阿佤山各族人民的支持，站稳了脚跟，为抗击日本侵略军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政治和军事配合，是抗日武装和边疆少数民族共同团结抗战的成功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人心在我，各族人民就能众志成城。民族团结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团结。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做民族团结工作重在交心，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⑩阿佤山虽有各民族共守祖国疆土，团结抵御外侮的“班洪抗英”壮举，但阿佤山地区幅员辽阔，山高谷深，人烟稀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落后，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

形式，各个部落互不统属，佤山十七王及大小头人各自分散统治着阿佤山地区。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以及民族歧视政策，再加上交通不便，信息不通，长期与外界隔绝，汉、佤之间民族隔阂很深，要在佤山立足，必须取得佤山十七王及佤族人民的支持和信任。罗正明充分礼贤下士，人尽其才，发挥尹溯涛、李晓村等人的才能和社会关系，消除隔阂，疏通了民族关系。为搞好民族头人及民族上层人士的团结，罗正明采取政治军事配合方针。

政治上派尹溯涛、李晓村等人做好各部落头人的工作，动员他们调集群众武装配合行动，反攻日伪军，共同团结抗日，把日伪军赶走。由于日伪军占领阿佤山，各族人民深受日军的蹂躏，头人和人民都非常痛恨日伪军，而抗日武装严厉执行军纪，维持社会秩序，公平交易，与头人和群众搞好关系。罗正明还私自拿出金银首饰及枪支，布匹、食盐分别赠送给佤族王子及头人等。同时，自卫总队以“以政治开发边疆，用军事巩固国防”为宗旨，通过团结土司头人、宣传抗日救国，强化了边疆与内地的政治联结。这些措施，使头人和群众认识到自卫总队是真正抗日的队伍，愿和自卫总队同甘共苦，抗击日军。

军事上采取以自卫总队为总攻，地方少数民族武装配合的方针。1944年12月，自卫总队过南卡江奇袭八莫，收复了这个有日伪军一百多人的前哨据点，首战告捷。接着又攻打允恩，收复了南卡河边这个前哨据点。收复了这两个据点，鼓舞了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威风。

1945年3月下旬，阿佤山人民自卫总队分三路，同时向各据点日伪军全面发起进攻。中路为主力，由罗正明直接指挥，直攻满象；南路由孟连过南卡江攻打班伞，在班阳土司调集群众武装配合下直捣班阳敌指挥中心，一举驱逐日伪军过滚弄江，收复了南部敌占区；北路由刘亚南指挥，从勐董出发攻打永和，蛮国、班洪、班弄之敌，在新地方各族群众武装配合下收复北面敌指挥中心新地方，北部日伪军全部退过滚弄江。到1945年5月底，盘踞在中英滇缅南段未定界日伪军全部赶过滚弄江，收复了被日伪军侵占多年的失地。

作为阿佤山抗日武装人数最多的自卫总队与耿沧支队、佧佤山特区自卫支队、班洪自卫支队、佧佤山区抗日游击支队、缅北抗日游击支队等地方抗日武装相互配合，共同抗敌，活跃于敌后，迫使日军分兵防守，牵制日军南进战略，减轻了滇西战场压力。有力支援了中国远征军在云南西部对日军发起收复滇缅公路、打通国际援华通道，配合驻印军缅北作战的滇西战略性反攻。滇西反攻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首次取得的战略性反攻胜利，歼灭日军2.1万余人，收复滇西全部失地，打通了中印公路，打破了日军对华陆路封锁，彰显了军民“一寸河山一寸血”的坚韧。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讲话中指出：“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自卫总队面对强悍野蛮的日本侵略者，在各地头人和各族人民的配合下浴血奋战，完成了这块数千平方公里的失地收复。阿佤山各族群众从班洪抗英的“守土有责”的传统，升华为“还我边围”的集体誓言，成为守护国土的精神源泉，为自卫总队反攻日本侵略军打下了政治基础，成为边疆各民族团结抗战的典范。

四、深化国家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早期边疆成功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各民族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层面最高的社会归属感、面向世界的文化归属感，是国家认同、民族交融的情感纽带，是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石，是中华民族绵延不衰、永续发展的力量源泉。

抗日战争时期，阿佤山多数地区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制和封建领主制并存的社会形态。经济社会发展极其落后。阿佤山虽早已划入祖国的版图，但由于山高路远、地方贫瘠，历代朝廷只好采取羁縻的方式来管理，使这一地区很长时期成为了“徼外之地”和“不管地带”，当地居民以村寨为单位，形成了若干个大小部落，互不往来，自我发展。当地少数民族，特别是佤族群众只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部落，国家的概念极为模糊甚至缺失，加之近代许多村寨居于未定界地区，时而划入缅甸，时而划归中国，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属于哪国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地处边远的阿佤山几乎与世隔绝，且不说与内地其他民族接触，就连部落与部落之间、村寨与村寨之间都很少往来。由于自我封闭，不仅影响了族群的认同，而且也影响了国家的认同。⑿但到二十世纪初后发生的几起事件，打破了阿佤山的世代宁静，也让阿佤山的各族人民加速了族群、国家认可，融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1900年2月，英国勘界委员会士兵抢夺永和佤族商贩售卖的黄果，并开枪打死追讨货款的佤族青年，佤、傣族联合抗击英军武装而爆发“黄果事件”⒀。通过“黄果事件”，阿佤山民族融合、集体防卫的观念逐步得到增强。

1934年，英殖民者入侵阿佤山班洪⒁掠夺矿产，阿佤山17部落首领联合发表《卡瓦十七王敬告祖国同胞书》，声明“佤山自古属中国领土”，誓言“宁血流成河，断不作英帝国奴隶”，并组织武装抵抗。此举得到全国声援，最终驱逐侵略者。班洪抗英的胜利使阿佤山各族人民认识到“佤族汉族是一家，九老九代不丢伴”、“没有国，哪有家”的民族融合和家国情怀，进一步增强了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

1935年至1937年中英滇缅南段未定界联合勘界时，佤族、拉祜族首领出示朝廷册封金印、官服及朝廷相关批文，收集人证、物证以历史法理证明阿佤山归属中国。以据理力争，寸土不让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但此时，阿佤山各民族之间还存在相互交往不多，封闭落后，民族隔阂，民族歧视、民族偏见的情况，民族、部落的领地防范意识较强。自卫总队武装开进阿佤山后，罗正明通过团结民族上层，发动各族群众，尊重民族习俗，严守纪律，以消除民族隔阂，转变佤族同胞“石头不可做枕头，汉人不可交朋友”、“雷劈的柴不能烧，汉人朋友不可交”等观念。取得拉祜族土司和十七佤王的信任和支持后，与西盟土司代办李扎体在佛殿山喝咒水盟誓，在允恩举行军民联合盛大集会，庄严剽牛盟誓。与佤族、拉祜族同胞共同树立誓死团结抗击日寇，永不反悔的决心。自卫总队抗日斗争加强了阿佤山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提升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深度认同，也增进了各民族间的团结统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阿佤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激发了边疆少数民族强烈的爱国热情，强化了阿佤山各阶层、民族和团体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促进了边疆各民族的团结，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从“部落自卫”到“国家防卫”的升华，逐步成为具有共同利益和命运的多民族共同体，为阿佤山各民族坚持共同抗战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证。这些举措也为解放后普洱专区民族团结工作的推进，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民族团结根基。

思普地区解放后的1951年元旦，在召开普洱专区首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上，来自云南省普洱专区15个县的26个民族土司、头人、各民族代表和当地党政军主要领导，按照佤族传统习俗，在普洱红场举行隆重的剽牛盟誓，表下了“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的誓言，立下后来有“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新中国民族工作第一碑”美誉，又被称为“新中国最早开展民族团结创建活动的物证”的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团结的标志性事件，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⒂在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的盟誓代表中，如拉勐、李保等就曾经参加过罗正明在佛殿山、允恩跟拉祜族、佤族同胞的喝咒水、剽牛盟誓。可以说，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是自卫总队在阿佤山用盟誓的方式建立抗日民族团结统一战线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延续、发扬。

202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的回信中提出“希望你们发扬先辈光荣传统，更好续写誓词碑故事，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的殷切希望和殷殷嘱托。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和回顾自卫总队在阿佤山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和艰辛的抗战历程。让我们感受到，自卫总队在阿佤山抗日斗争不仅是区域性抗战军事胜利，更深层价值在于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敌，共守疆土，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共同的红色历史根基和实践典范。

罗里耀，男，拉祜族，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委党史研究室三级调研员。联系地址：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勐朗镇建设路县委办公楼3栋。邮政编码：665000，联系电话：13887955638，邮箱：lcdsb@126.com。

谢永生，男，汉族，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普洱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2022年4月从事党史、地方志研究。联系地址：普洱市北部行政中心2号楼普洱市委党史研究室，邮政编码：665000，联系电话：13577945427，邮箱：xys2189405@163.com。

参考文献：

①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人们将云南省西南部包括今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全境及临沧市的临翔区、双江县、沧源县等地域泛称为“思普区”。

②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4年，第63页.

③ 罗正明(1907.3-1982.5)字光亮，云南景谷县碧安乡勐主人。1934年参加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在班洪抗击英国侵略军。1944年，组建了2000余人的阿佤山抗日自卫总队，任司令员。解放战争爆发后，罗正明积极派人四处寻找共产党来领导革命，准备组织武装打游击。1948年7月景澜六军政委员会成立，他任主任委员。1949年4月，云南人民自卫军第二纵队进入思普，他接受了党组织的整编，任二纵队副司令员兼普洱军政干校总队长。8月调任思普区临时人民行政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5月病逝。

④ 江枕石，江苏常州人，中共党员。1942年春，江枕石接受党组织的派遣，到澜沧开辟抗日根据地。江枕石到澜沧后到十七王地的敢色、英列、南抗武、中弄等部落地区开展社会调查，为在阿佤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作准备。1943年2月5日，江枕石不幸被捕。1943年2月19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澜沧佛房。

⑤ 尹溯涛烈士，1907年生，云南省梁河县人。初中未毕业就到缅甸腊戍一带经商为生。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参加“腊戍华侨救国会”。1934年，英军侵占班洪时，到班洪支援抗击英军的西南民众义勇军。1936年，中英会勘中缅南段未定界，以班洪王为首的阿佤山十七王公推举尹溯涛为总代表。1937年，与罗正明组织抗日游击队伍，任阿佤山自卫总队政治部主任。1949年1月，澜沧反蒋武装斗争开始后，尹溯涛在率队攻打宁江设治局时牺牲，时年41岁。

⑥ 傅晓楼（1907～1974.03），名天光，云南省澜沧县谦六乡谦糯村人。1926年考入昆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9年11月后，任县教育局长兼简易师范学校校长。澜沧县抗日民众自卫预备大队大队长，澜沧县参议会副议长、县教育局局长兼县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7月，成立了云南人民解放同盟景（谷）澜（沧）六（顺）军政委员会，傅晓楼任副主任委员，澜沧分会主任。1949年1月，在党的领导下，在澜沧发动武装起义。2月1日澜沧解放后，他被任命为迤南边区人民自卫军第1支队司令员，并于同年春率队向双江、缅宁进军。此后，部队整编，他先后任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第2纵队11支队支队长，“边纵”9支队澜宁源整训总队总队长，同年12月任澜沧县县长。

⑦ 李晓村（1909～1992.10），原名李得春，云南省原普洱县勐先乡人。1928年加入共青团，次年

⑧ 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党史研究室抗战课题组《阿佤山的抗日烽火》中李晓村：《罗正明与佧佤山抗日游击队》第127页。

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4年，第61页。

⑩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4年，第65页.

⑾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4年，第36-37页.

⑿ 袁娥 李明富：《论佤族的国家认同意识》。

⒀ 1900年2月（农历正月初十），英国殖民者派武装勘界人员在云南省沧源县勐董镇的集市赶集时，抢走佤族商贩售卖的黄果，并开枪打死帮助追讨的佤族小伙，直接引发冲突赶集的佤族、傣族民众群起反抗，打死两名英国士兵（简达列、伊德里），剩余英军逃回据点。英军头目司格德率部报复，烧杀抢掠勐董、永和一带村寨，毁坏民居和寺庙，班洪王胡玉山迅速组织佤族自卫武装，联合永和、绍兴等部落，封锁翁定垭口，抗击英军。史称：“黄果事件”。

⒁ 1934年初，英帝国主义者趁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之际，悍然入侵中国的西南边疆班洪、班老地区，掠夺矿藏丰富的炉房银矿，并企图借此完成英国划定的中国“国境线”，激起中国西南边疆各族军民的英勇抗击，史称“班洪抗英事件”。

⒂ 谢本书 普金山：《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丰碑——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研究》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