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 屏

一九四九年九月上旬的一天中午，边纵九支队军政干校的领导同志找我个别谈话。他们对我说：“现在司令部政治部保卫组的工作任务很重，人手不够，忙不过来，组织上决定调你去协助工作，这是党对你的信任，希望你去那里好好工作。”我二话没说，欣然允诺。他们便开张介绍条，叫我拿着去报到，并把我的团关系也转了过去。当天下午，我背上背包，装着介绍条，独自一人到支队司令部政治部保卫组去报到。

边纵九支队政治部保卫组设在宁洱城边纵司令部大院西侧，由一道围墙和小门隔开的厢房里。厢房内有一个长方形的小天井，楔房从北到南，一排三间，中间是简陋的工作室，两边住人。杨群同志给我粗略地介绍了保卫组的情况，向我交待了我的工作任务——参加审讯罪犯，当记录和参与管理监所，并发给我一个特别通行证。边纵一般戴的臂章是一个长方形的红布小方块，上有油印黑色的大写“ZW”两个字母，而杨给我的这个特别通行证，却很别致，是黄色布料、方框内印有《特别通行证》五个清晰的宋体黑字，字上方印有一颗鲜艳的红色小五角星，背后是白布，编有号码。杨群同志对我说；“我们这个保卫组，对外是保密的，你凭这个特别通行证可以出入司令部政治部保卫组、看守所。这里的一切都属保密范围，你决不能向外面的同志讲，这是纪律。你到外面遇到熟人，人家问你调到哪里工作去了？你就说在司令部就行了。”她发给我一支崭新的美造大拉七手枪，一条子弹带，36发子弹。她说，那支枪是从地霸那里缴获来的。她当场教我、怎样使用，并严肃地嘱咐说；“特别通行证和自卫手枪你要随身携带，决不能丢失；若是丢失了，不但要追究，你还要受处分。”我一生中历时七年紧张而有秩序的保卫、公安工作就从此开始了。

我到保卫组工作一段时间后，才知道保卫组的侦察、审讯工作直接由高志远同志（当时的地委组织部长、地委第三书记），唐登岷同志（支队政治部主任）领导。九支队司令员方仲伯同志，二支队司令员余卫民同志有时也来关心过问一番。司令部保卫组看守所的站岗放哨是由警卫营的警卫连负责，当时吕有林同志是警卫营副营长。

对保卫组的秘密工作环境，当时我颇感到神秘，有点象苏联十月革命时期的“契卡”，保卫组是司令部里的特别禁区，那个小院的小门除首长和保卫人员外一般闲杂人是不准越“雷池”一步的。本来杨群、路宏和我在干校和连队都是比较活跃的知识青年。但一进入保卫组情况就大不同了，大家都紧张地工作，在那严肃的争分夺秒的工作环境与处处都强调要保密的气氛下，我们都早就不高声谈笑和唱歌了，只在有时当夕阳的余辉斜照在保卫组小院东北的白粉围墙上时，大家兴致来了才忍不住哼几声。在保卫组的每个同志的思想上阶级斗争的弦是绷得相当紧的，因为我们每天工作的对象都是些镣铐叮当的犯人或披头散发，眼露凶光的匪首和特嫌分子。押解受审罪犯的都是荷枪实弹、端着雪亮的“三八”式长枪刺刀的警卫战士。那时保卫组的工作场地，真是面对面的阶级斗争的战场。保卫组特别配有三罩黄铜煤石灯、电石是后勤处的马帮从昆明运来的。一到晚间，煤石灯一点，灯管口霍霍霍地发着啸声、把工作间、审讯室照耀得如同白昼，人们就在这灯光下进行工作。

保卫组内分侦察和审讯两方面的工作。桂清同志、黄威同志，他们以干校学员公开掩护身份在干校做侦察工作。杨昭同志以邮局职员身份做秘密邮检工作。他们都是在晚上秘密地定期回来向杨群、商志远等领导同志汇报工作。路宏分管社会上的侦察工作。路宏手下有罗俊文、张乔恩当侦察员，还有六、七个从“小鬼队”挑来的小机灵鬼。这此大小侦察员们，白天都伪装成各种社会上的闲散流浪汉外出侦察去了，只有到天黑后才回到司令部西厢房里找路宏、杨群汇报情况。保卫组内负责送信、打开水，点煤石类等工作的通讯员是尚勇同志。我进保卫组后，跟杨群、尹平、王光等同志当过审讯记录，后来杨发德同志调来了，杨群同志叫我单独办案，又由杨发德跟我当审讯记录。当时还叫我兼管监所，因此我还要抽时间通过提审法纪犯了解政治犯，通过轻犯了解重犯，把监所内犯人的思想情况综合归纳后汇报给杨群同志。这项任务，当时称为“狱侦”工作。

保卫组管的犯人关押在两处：一处是在司令部内，极秘密地用两间小房分别关押着图谋暴乱的张孟希、张达希。另一处是接管过来的普洱城北边，原旧政府的监所（看守所）。所里关押着特务、土匪头子、恶霸地主、刑事罪犯等百余人。“阻匪迎军”时，为安全起见还曾把在押犯分成轻重两批看管、带到西萨、宽洪等山区隐蔽。云南全面解放后形势好了，就把张氏弟兄也归并关押到看过所，只是两张住的仍是单间牢房。由于“阻匪迎军”疏散前对一般轻犯，嫌疑犯、法纪犯等动员时说过，只要他们在疏散途中不逃跑不搞破坏，回来后不再把他们关入看守所，后来平安归来，为了兑现诺言，我们就在干校北面找了一间一楼一底有围墙隔开的单独住房，给他们搬进去住，并给他们一定的生活上的自由，监所名称也改为“反省室”。

上级规定，无论看守所和反省室的犯人，每天都得完成打榄皮草鞋的任务，不会者要求学会。每月都要从看守所、反省室收集几百双到上千双草鞋，作为军需物资，上交司令部后勤处。看守所和反省室都订有犯人必须严格遵守的“狱规”，编有《光荣出路只有一条》要犯人认罪服罪、改造思想、立功赎罪的歌曲给犯人们唱。不定期由我给他们宣讲“形势、政策”课，以改造犯人遵纪守法坦白认罪。对犯人我们主要是以教育感化为主，对他们不打不骂，看过所设有医务室、小型图书馆为犯人服务，管理人员注意力求改善他们的生活，给他们以人道待遇。

政治部保卫组的审讯工作经常是夜间进行、往往一开审就通宵达旦、第二清晨补睡两、三个小时又继续进行。当时大家都年轻，身体很好、情绪很高、只讲奉献、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同仇敌忾、锄*反特。保卫组的同志们，一心一意要肃清隐藏在边纵部队内的普洱、磨黑等根据地的反革命分子、以巩固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巩固革命根据地，争取配合解放大军解放全云南、解放全中国！在侦察工作中，侦察员罗俊文同志曾夜伏普洱西门岩子上的灌木丛探得张孟希策动思六叛乱、暗自与叛匪头目联络的真凭实据。小侦察员李光汉也常常探得普洱城内社会上阶级敌人的真实动态而受表扬。审讯组审理的对象则是一群凶神恶煞，各有各的个性。如张孟希被带出来审问时，他经常摆出一幅豪绅派头，他是长衫人物，傲慢、顽固、阴险狡诈。张达希个子短小，三角眼，一见审讯人就点头哈腰，活象个小丑。张孟希的队长和帮凶在旧社会都是些打家劫舍，欺压人民、杀人不眨眼，炒吃过人心肝的匪首、亡命徒。朱炳禄鹰钩鼻子，寡骨脸，装聋卖傻；忍天和白净面皮，满口金牙，油腔滑调、虚伪狡诈；普云亮个头细高，一双血红眼，一脸杀气，在关押期间，普云亮曾贼心不死，想组织越狱逃跑；特务华华，供词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审读中他故弄玄虚，尽给你兜圈子。一次我审讯一个园脑袋，大个子的惯匪头子，他气焰嚣张，声音越叫越大，突然站起来向公案前大跨一步，企图对我行凶，我赶紧掏手枪指着他。警卫人员也上前用刺刀指着，训斥叫他坐下，他才坐下。

为了加强保卫组，1950年初，宁洱地委又从边纵主力部队和干校等抽调了一大批年轻有文化的干部来充实政治部保卫组。1950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九师进驻宁洱和边纵九支队胜利会师，加强地方公安工作、组建普洱专署（后为思茅）公安处。边纵九支队司令部政治部保卫组，以杨群、路宏、桂清为首的一班人马就成了普洱专署公安处（1954年迁思茅改为思茅行署公安处）的第一批干部。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日，在普洱城凤新街北老城隍庙内大殿上解放军三十九师保卫科长、中共宁洱地委委员景儒林同志代表中共宁洱地委和普洱专署宣读了正式成立“普洱专署公安处”的决定。

普洱专署公安处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万人大会，在普洱东门红场公审处决了张孟希、张达希。在磨黑镇公审处决了张的几个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