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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印记
——江城革命遗址故事二三四

来源:普洱党史 时间:2021/4/16 点击:19831

被誉为“一城连三国”的江城县是革命老区。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江城革命遗址见证了这些历史,这些红色印记是革命先驱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为我们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这里介绍几个遗址历史故事及保护利用情况,以飨读者。


“山神庙垭口阻击战战斗地”是江城县前往开展红色教育最多的遗址

 

山神庙垭口阻击战是江城、宁洱、墨江三县民兵联合阻击向滇南溃逃的国民党军的一次重要战斗。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南,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将军在昆明起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蒋介石急令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集结围攻昆明,起义军在边纵和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顽强战斗,取得了昆明保卫战的胜利。战败的国民党残军向滇西南四处逃窜。

1950年2月13日,国民党第八军二三七师七○九团500余人从绿春县逃窜到江城县曲水区后奔向县城,当晚宿营于离县城10公里的腊户坝。13日下午接到情报的县人民政府县长荀彬立即召开科长及基干队分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利用腊户坝至县城必须经过的山神庙垭口这一有利地形打一场阻击战。山神庙垭口两侧是高山,前后是陡坡深谷,道路就在峡谷中,易守难攻,是个天然的军事要地。战斗方案确定后,当天深夜,总指挥荀彬、副总指挥苏泽带领40多名民兵到达山神庙垭口布阵,各分队进入阵地埋伏等待战斗。

14日上午9点,敌军前往江城县城,先头一个营顺着垭口阵地的一条崎岖山路爬上垭口。当3名敌尖兵进入伏击圈时,我部战士白云高、刘绍一、丁光荣从战壕猛然跳出,用枪口指着最前面两名敌军的胸膛,在“不准动,交枪不杀”的喝令声中,两敌人举起双手当了俘虏,在后面拐弯处的那名敌兵见势不妙,边往后逃边鸣抢报警,我部民兵开始射击,战斗由此打响。我方以密集的火力压向敌人,机枪手王玉和(绰号王嘎啦)一阵阵勐烈的扫射,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战斗打响约20分钟后,由宁洱、墨江、江城三县联防指挥部负责人刘岩、赵卓、李浩率领的尾追敌后而来的普洱民兵50余人赶到阵地投入战斗。援兵赶到,火力增强,民兵士气大振,对敌形成正面阻击、左右两侧交叉夹击,步枪、机枪与炮火一起并射的战斗场面。敌军为攻占垭口,成百上千的炮弹、机枪子弹雨点般地扫向我方阵地,先后发起了3次进攻都被打退。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了3个多小时。就在敌军久攻不克、进退两难之时,敌后卫部队收买了腊户坝村民李仁兴,李仁兴向敌人透露了民兵守卫阵地的情况,并带领敌人从侧翼小路抄道爬到垭口。掌握我方情况后的敌军从大路强攻正面主峰阵地,改为左右迂回兵分两路进攻,很快占据了有利位置。敌军居高临下,把大量的炮弹倾泻到垭口阵地并发起冲锋,迅速向我方阵地压来,我方无法进行有效还击。这时阻击战已打了5个多小时,考虑到我方人少弹药消耗多,已不能再继续战斗下去,荀彬、刘岩等当即决定队伍撤出阵地,向坝奇方向转移。

我部撤出阵地后,敌军分两路从清凉山和狮子梁进入县城勐烈街,在城里进行了一场洗劫后继续逃窜。为减少敌军对沿途群众的抢掠,苏泽率领20名县基干队员连夜追击逃敌并抓获10多名敌军和一批枪支弹药。

山神庙垭口阻击战是宁、墨、江三县民兵联合作战,以一支90多人的地方武装阻击国民党正规军500余人的战斗,是一次以少敌多,以弱战强的战斗。在敌强我弱、装备落后,弹药不足的情况下,阻敌5个多小时,击毙敌营长1名、伤敌10余名,阻、追共俘敌18名,并缴获一批枪支弹药。我方民兵仅1人受伤。敌军先后有90余名投诚。阻击战打乱了敌人的行动计划,推迟了逃窜时间,减少了对各族人民的危害。

山神庙垭口阻击战遗址位于国庆乡田房村,距离县城5公里,有3条小路可通往遗址点。2013年初,县委党史研究室对该遗址进行了保护性建设,建有一面造型为党旗的纪念墙、一块活动场地和两条休息坐櫈,之后有关部门在垭口两面的山坡建起了台阶路,极大地改善了通达条件。目前,这里已成为江城县前往开展红色教育最多的地方。


“勐先农民起义军攻打勐野井战斗地”是江城县影响最大的遗址

 

1923~1933年,宁洱县因灾粮食连年大减产,饥荒盛行,但国民政府的各种税赋照收不减,许多农民交了田赋租谷就没有粮食吃,挣扎在死亡线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横征暴敛使民怨沸腾,各地饥民抢粮食和暴动斗争频发。

1933年,共产党员罗有祯在江城开展社会调查和革命宣传活动,并于当年秋回宁洱县找到了失去组织联系的共青团员罗承美,两人商议决定在宁洱县勐先、黎明、普义等地发展“互济会”,开展农运斗争。1934年春,他们提出“杀官安民,打富济贫”,“有钱的不消喜欢,无钱的不要气,没有吃的跟着我们去”等口号,组织了200多人的起义队伍,很快队伍发展到500多人。4月12日,起义队伍集结在江城县宝藏区唱聘寨,13日上午7时,罗有祯、李保甲率领队伍向江城勐野井盐厂发起进攻,遭遇驻井团丁及各商家兵丁顽强抵抗。下午1时,起义军重组兵力,出动150余人分三路攻打,经过激烈战斗攻克了盐厂,击毙盐厂董事娄际泰和警卫队长周国斌(周乔洪)等6人,缴获步枪30余支,子弹数百发,骡马20匹,银元6000余元。起义队伍打开仓库,把食盐、铜钱救济给当地的贫苦农民。为防国民党军反攻,起义军撤出勐野井向宁洱县岔河、团山一带转移,并在团山村一丘大田欢庆战斗胜利。

勐先农民起义队伍攻下勐野井的消息震惊了云南省国民党政府,省主席龙云下令普洱殖边督办公署,责令杨益谦兼任“剿匪总指挥”,调集兵力迅速扑灭。杨益谦召集宁洱、墨江、思茅、景谷、江城五县县长成立“联合剿匪指挥部”,出动两个正规营兵力协同五县民团进剿起义军。国民党江城县长李文新因勐野井事件而被国民党省政府处“撤职留缉”处分,李文新为将功赎罪,督率兵团积极配合围剿。大规模围剿开始后,宁洱县普义乡长、地主罗恒寅害怕遭受连累,在起义队伍中收买了杨元春、黄小绕,设计杀害了罗有祯、罗承美。起义军领导被害,队伍失去了统一指挥。在国民党正规军和五县民团的大举围剿下,1934年8月,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被残酷镇压。

       

       勐先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是在中共云南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全省革命处于低潮时爆发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这次起义的人数多、影响面广,是云南早期共产党员领导的最大的一次农民武装起义,也是西南地区土地革命时期最重要的38次武装起义之一,被载入了西南军事史的光荣史册。勐先农民起义鼓舞了被反动派打散、被迫潜伏于云南各地的共产党人的革命必胜信念,在群众中扩大了革命影响,在滇南边疆留下了武装斗争的火种,也为后来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领导革命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勐先农民起义军攻打勐野井战斗地遗址位于宝藏镇勐野坝子原盐井旁,距县城35公里,交通便利。2013年12月中共普洱市委党史研究室和江城县委政府在遗址地共同建立了纪念碑,之后,成了当地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为进一步完善遗址功能,该遗址已经列入江城县2021——2025年革命遗址保护项目进行重点建设,目前已开展项目建设的前期工作。


“省立江城第一小学旧址”是交通最便捷的遗址

 

省立江城第一小学旧址位于国庆乡(原惠民区)洛捷村三家村小组旁(三家村小学),是早期共产党员李晓村、罗有祯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距县城约10公里,是交通最便捷的遗址点(在县城的烈士陵园除外)。

1922年,外国传教士为笼络人心在三家村建立教堂,举办教会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外汇断绝无经费,学校于1938年停办。不久国民党县政府又在这里断断续续地举办学校,命名为惠民区第七小学。

1929年,受普洱地下党组织派遣第一个到江城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李晓村在县城附近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受聘为师资训练所教员的李晓村,边教书边利用节假日到三家村等地,与农民群众交朋友,向群众宣传进步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1933年初,中共党员罗有祯到江城,以教师为职业,学校为阵地,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他向学生传播文化知识的同时,还教唱反映农民痛苦生活的《暴雨》《可怜的秋香》等歌曲,启发学生认识旧社会,送进步书籍给青年阅读,组织进步青年到三家村一带开展活动,李晓村和罗有祯都以三家村学校为据点开展工作,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主张,号召大家起来反对封建统治、反对苛捐杂税。

中华人民和共和国成立后,云南省人民政府为了更多更快地培养少数民族子女学习文化知识,于1951年批拨经费在江城建立省立第一小学,1952年校址迁移到以彝族为主的洛捷乡三家村原基督教堂地址,与原教会学校合并为一个学校,即云南省立第一小学。

2016年3月,中共普洱市委党史研究室下拨经费8万元,由县委党史研究室负责设计并组织施工,在原学校球场上建了一座由“一本翻开的书、一面飘扬的红旗”构成的纪念碑进行保护。纪念碑的设计寓意为:红旗代表革命,书代表传播革命思想的主要工具。


“坝溜渡口阻击战战斗地”是环境最优美的遗址

 

坝溜渡口阻击战是江城县基干民兵阻击向南溃逃的国民党军的一次重要战斗,是滇南追歼战之一。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省主席卢汉将军宣布起义后随即打响了昆明保卫战,战败后的国民党军纷纷向滇南方向溃逃。中共思普地委和边纵九支队司令部指示所属各县,迅速组织民兵建立基干队,搞好空室清野,阻击逃窜残敌,迎接解放大军。1950年1月,江城县人民政府从第三武功队和农村抽调了40余名精干人员,组成脱产武装的县基干队,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1月下旬,江城人民政府接到阻击向边疆地区逃窜的国民党残军的指示。县长荀彬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分析研究,认为敌军经墨江县和绿春县,由李仙江渡口和坝溜渡口进入江城的可能性较大,决定由荀彬同黄虎生、黄灿东、武庆恩率县基干队到曲水区布置阻击工作,武工队副队长苏泽到康平区发动群众开展空室清野。荀彬一行到曲水察看从江城通往绿春的坝溜渡口后,命令黄灿东、武庆恩带领基干队留在坝溜渡口设防,荀彬自己和黄虎生乘小船沿江而上察看地形,准备在李仙江渡口设防。

2月5日,国民党二十六军九十三师二七八团1000余人,在师长叶植南、团长罗伯纲带领下来到了坝溜附近。敌先头部队伪装成老百姓到江边察看地形,寻找竹筏和船只企图泅水过江。驻守在渡口的基干队识破伪装的敌人后首先开枪射击打响了战斗。基干队与敌人隔江对垒形成火力对射,激烈的枪声响彻大江两岸,构筑在江岸上的基干队阵地处于陡岩之上,面水背岩,没有回旋的余地,加之基干队只有40余人,武器装备差,缺乏实战经验,战斗一开始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经过一段时间阻击,基干队主动撤出阵地,向县城方向转移,沿途寻找有利地形继续阻击敌人。敌军过江后,沿着基干队撤退的路线向县城扑来。

2月6日下午,敌先头部队在麻栗树小河边追上基干队,基干队迅速抢占对面山头阻击敌人,掩护县城党政机关人员和群众撤离。完成阻击任务后向嘉禾区四营河方向撤出。2月7日,敌军进入县城宿营一夜后于8日向镇越方向逃窜。

在敌军入城之前,县党政机关及一部分群众已安全转移到乡下,转移前书写了大量“我军优待俘虏”“欢迎弃暗投明”“只要缴枪投诚,就有光明前途”等标语张贴在大街小巷及村头路口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打击和政策感召下,有100多名官兵携带枪支弹药向县人民政府投诚,其中有1名副营长和1名电台台长。

该遗址纪念设施建在渡口江岸山顶的一片茂密的大树林中。由中共普洱市委党史研究室于2017、2018年两次拨款共13万元、县委党史研究室筹款、水泥等3万余元建成,纪念主碑形似“一把倒立的刀剑”象征基干队武器落后,主碑前是一块活动场地,林中有两付休息石桌并有两条小路连通。进入遗址,气候凉爽、环境清幽,恰似一个袖珍式公园,渡口风光秀丽,成为环境最优美的革命遗址。


                                                        江城党史研究室  赵春文  罗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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