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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边纵岁月


来源:普洱党史 时间:2020/12/10 点击:7157

寻找光明

 

1948年,在云县中学读书期间,经常听赵应昌、李聪等老师讲:“旧中国贫穷落后,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穷苦大众的残酷剥削,中国要复兴、进步,只有穷苦人民团结起来,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共产党已经在全国很多地方领导穷人闹革命”等革命道理。

1949年1月,云县的赵福初、钟世俊等人组织“共革盟”,武装攻打伪政府,抓获伪县长杨太来等人,接着壮大武装,攻占了滇西大片地区,并在顺宁(今凤庆)县城设立了军政干校,训练军政干部。当时我们认为他们就是共产党、就是红军,便和杨德荣等同学从云县中学偷偷跑出去,到凤庆考入“共革盟”干校军训队当学员,接受军事训练一个多月,后来因为“共革盟”武装在保山与卢汉保安团作战失败,全县崩溃,干校不宣而散,各自回家,我约伙杨德荣等同学,天未亮就跑出干校门,逃回到本乡,又继续参加从保山失利回来的赵应华中队,在赵应华率领下,在头道水一带隐蔽活动,准备继续寻找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

这时,国民党地方政府到处搜寻我们这批逃散人员,我们共有30多人(枪)。经商议,大家一致赞同队长赵应华的主张,另找革命出路,一枪一人也不给国民党,大家下决心,死都不投降国民党,死也要把枪交给共产党。当时,得知二纵队十一支队已在临沧建立了根据地,是真正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部队,赵应华就指派我和赵应昌装成商人,到临沧与十一支队联系,通过李聪、余成祖与十一支队政委肖云、司令员付晓楼、副司令王天翔取得联系,经他们同意后,将我们这支部队全副武装带到临沧参加了十一支队,编为县政府警卫中队,队长仍是赵应华。从此,我们这支队伍找到了光明,获得了生机,投入了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


马台之战

 

1949年4月27日,到临沧参加十一支队后,学习、受训了两个多月,后来,因为群众闹饥荒,无能接济,供给困难,加之附近未解放的云县、顺宁、耿马、镇康等县的反动武装前来侵犯,内部又有部分人员叛变投敌,对我们形成内外夹击之势,形势不利,情况紧急,支队领导决定,兵分两路撤出临沧。一路约两千人马,由司令员付晓楼带领撤往澜沧;一路约一千多人,由纵队副司令员罗正明、支队政委肖云、副司令王天翔率领,经马台渡,渡过澜沧江撤往思普地区。

我们在罗、肖、王等领导人率领下,撤出临沧后,即有敌人尾随追击,我们迂回作战到大小蛮顶,驻扎在大小蛮顶顶。机关和干校等部门驻扎在马台一带。

我们中队在赵应华队长的带领下,与二十五大队大队长起铁、政委何贵率领的二十五大队一起,在大小蛮顶与来犯之敌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前后十多天,战斗都在雨雾中进行。大雾蒙蒙,二十公尺的距离就不能识别对方,敌人来势凶猛,仗着他们人多势众,几千人头带雨帽(有的打着黄油纸伞),吹着冲锋号,大摇大摆成股地向我们冲来。

我们埋伏在深草丛中,待他们来到二、三十米处,集中火力射击,只见敌人成批倒下,这样的情况有多次,云县派来追剿的大队长被我们击毙。

连续几天的淋雨作战,身上的衣服从未干过,有时晚上睡一下(这样的机会极少),衣服都脱不下来,就连衣睡。战地生涯虽然很艰苦,但为了革命,大家情绪饱满,斗志旺盛。那时,正值青黄不接,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餐饭,有时吃上一餐都是老百姓支援的蒸熟的包谷籽,根本没有大米之类的细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打一仗都取得了胜利,除二十五大队牺牲了一位战士,受伤一位战士外,其余均无伤亡。

由于,供给不足,敌众我寡,不利久战,只能撤退渡过澜沧江。在马台渡口撤退过江中,我们中队担任后卫,掩护机关、干校、先遣大队人马渡江,当大部队渡过满槽江水的澜沧江时,敌人追赶到了江边,我们边渡江边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背水战,过了江的同志依附江边的大树作掩体,向追来的敌人射击,掩护我们过江,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树干上弹眼遍布,到处可见到被敌人子弹打掉树皮的痕迹,树根下弹壳成堆,敌人的子弹打穿了船舱(摇浆木板船,可乘坐四、五十人),打断了舱内的鞍架、架绳,但我方无一伤亡,只留下了无法带过江的几十匹驮马和部分物资,惊险、胜利地渡过了澜沧江。

先前渡过江的战地文艺宣传队“小鬼队”,在江边坡脚的草房内边休息,边作战地宣传,鼓舞士气,扭唱秧歌舞,敌人又调来炮弹轰炸,把草房烧光了。

整个马台之战,作为战略转移撤退,我们虽处劣势,但伤亡很少,全体指战员情绪饱满,斗志旺盛,努力奋战杀敌,终于保住了一千多人的这支革命力量。


鱼水情深

 

我们渡过澜沧江,来到四脚马地区(临沧的一个区,听说后来改为平林区),这时大部队已经到了普洱纵队部,我们中队改为游击中队配合纵队部派去的以王姚为团长的武工团,在四脚马地区发动群众,清算地主的剥削压迫,减租退押、减租减息、清匪反霸,组建区、村政权和农民协会。

为了教育发动群众,镇压地主恶霸的反抗,我们在哪义、换良两个地方将一个作恶多端的地霸当众公审枪决。并先后到那托、酒房、小蛮海等村寨宣传发动群众。

那时生活相当艰苦,缺乏后方补给,吃粮靠原来的积谷、公粮,吃了开个条子,蔬菜主要依靠当地老百姓接济,没有接济时就上山采野菜,那段时间,当地有很多地方的松树遭受虫害,我们多次上山砍松树,采集树上的害虫当菜吃。

很多同志没有换洗的衣服,实在太脏的时候,就在天气转晴时,跑到河里或小箐沟里脱下洗洗,晒干了穿上才回来。仅靠原来从家里带来的旧衣服,由于无衣服换洗,几乎每位同志的衣服上(甚至弹带上)都生了虱子,只要哪里一痒,伸手去抓就可以抓出虱子来。由于生活条件、环境条件的形成,大家也不以为然,自豪地把它叫做“革命虫”,如果哪位同志身上找不到“革命虫”,大家就会开玩笑讥讽他(她)是地主、少爷、小姐,脸上就有点不光彩,但这样的同志极少。

脚上穿的是自己编制的草鞋,烂了就向老百姓要竹子,砍来扯下竹皮,做成竹瓤,自己编制草鞋,差不多每位同志都学会了编制草鞋的本领。平时,每个人的背包架上都备有竹皮,不论行军、打仗、住宿,一有空就搓绳子、编草鞋,以备战时用。那时,提倡艰苦为荣,大家都很乐观,没有为缺吃少穿、生活艰苦而闹情绪。

每到一地,放下背包,就唱革命歌曲,如:《军凤子开红花》、《满三娘劳军》、《团结就是力量》等,有时我们的赵应昌老师、王思勤同志拉起二胡,吼上三板戏,疲劳就不在了。在召集群众开会之前,在场子上烧起大火,大家围着火又唱又跳,同志们深感革命队伍的热情温暖,乡村的青年男女也感动地和我们一起唱歌跳舞,有的还报名要求参加我们的队伍,老人们也来看热闹,听我们宣传,有什么疾苦大胆向我们诉说,听到情况马上向我们报告,部队与老百姓建立了鱼水般的军民关系。


普洱整编

 

1949年9月,我们中队奉纵队部的命令,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留下平村等地区编入武工团,在景东、镇沅、景谷和四脚马结合地区继续建政,发动群众减租减息。这部分同志中,有后来在镇沅县人大的钟履富、景东县公安局的王思勤、景东县粮食局的李熙锦等。

我们分队在中队长赵应华率领下,调到普洱纵队总部待命整训整编。我们步行到景谷时,当地民众在威远大街两旁热烈欢迎,景谷县人民政府县长王耕会见接待了我们,在景谷休整半天后,第二天向普洱进发。

受王耕县长委托,我们顺便押解两个特务到普洱,走了五、六天,顺利到达普洱司令部,纵队副司令员方仲伯、政治部主任唐登岷等领导接见了我们后,安排我们驻西门龙潭招待所待命。

第二天,听说江城发生叛乱,原十一支队副司令王天翔(王松)率领我们前往江城平叛,行军到勐先区政府后,听说叛乱已被平息,我们又返回普洱准备接受整训整编,还未进行整编,又突然接到命令,景谷县地霸李希哲叛乱,要我们连夜出发,清剿李希哲叛军。

急行军到宽宏后,与叛匪交上火,一路进剿到景谷的勐乃大寨一带,在勐乃至卯里之间的大山上堵击了十几天,又继续追剿到白虎庙附近,接到总指挥部命令,李希哲愿意接受谈判,要我军停止进剿,原地待命。

两天后,又接到命令,李希哲已逃出威远大街,要我军继续追剿,这时,我们才知道中了李希哲的缓兵之计。我们急行军追赶,天黑后进入威远大街,这时大街上已有兄弟部队。后来听说是边纵副司令员朱家壁带领的三支队从滇西杀到临沧,渡过马台到了威远大街住宿。

第二天一早,天未亮,我们先出发,继续追歼李希哲,到了三家村还是三道河(记不清楚了),抓到一个掉队的匪徒,正在审讯中,他转身就跑了。我们暂编连追歼李匪到哪义渡口时,李匪已带领一部分匪徒逃过江到临沧去了。我们和四二团的同志在江边与未能渡江的匪徒激战了数日,李匪被我军围困在江边数日后,走投无路,最后向我们缴械投降。这次战斗,在江边俘虏匪徒142人,缴获一批步枪、机枪。这批俘虏带到哪义村政府受训后,一部分回了家,大部分被押送到勐嘎(今永平)。

景谷地霸李希哲叛乱,叛匪心狠手辣,残酷杀害了政委肖云、县长王耕、民工团长杨惠、副团长方明及民工团员一百余人。

战斗结束后,我们返回时,在中山坡肖政委遇害的地方,向肖政委默哀悼念。

清剿李匪的战斗结束,我们返回普洱纵队接受整编,上级正式宣布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九支队,我们连编入司直机动营,我在一连任排长。


边境追歼

 

普洱整编后不几天,听说张勐希准备叛乱,上级派我连执行抓捕任务,我们将张孟希、张达希、张天为、朱炳录、普××等逮捕归案后,为了把在押犯迁移,避开残匪解救,我们又担任了押解、看管张孟希等20名重犯的任务,一人一犯,专人负责看管,把这批重犯押往西萨一带迂回。

当时,正值解放大军南下追歼残敌即将进入思普区,国民党第八军、二十六军残部企图往思普地区逃窜,思普地区军民有两大任务:一是热烈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二是“坚壁清野”,动员起来狙击残匪的逃窜,口号是:“把逃敌消灭在思普区。”

我们机动营配合解放大军三十七师,在副师长吴效闵的率领下,急行军追歼从江城、易武方向逃跑的残匪。我们轻装兼程,步行5天,追到橄榄坝江边渡口时,敌人刚逃过澜沧江进入车佛南,炊事用的火塘里还在冒着烟。第二天夜间,我们坐着竹筏抢渡澜沧江时,遭到盘踞在江边的伪九十三师残部的抵抗。后来得知残匪主力已逃到南峤,准备乘飞机逃往台湾,为了消灭敌人的主力,我们丢下勐笼、勐混的敌人不打,配合三十七师老大哥直插南峤,这一天正是1950年春节大年初一,我们经南糯山到勐混坝子,驻扎在勐混城里的伪九十三师残部在放炮竹、鸣枪庆祝他们最后一次节日。为避免敌人发觉,我们绕道坝子边,顺山脚的黄竹林下跑步前进,穿过坝子,到了坝子尽头的夹山脚独路处,我营的尖兵(这天由我营当前卫)与三十七师早先出发的便衣侦察发生了误会战,激战十多分钟后,才知道是自己人,停火后又继续前进。下午六点,我们赶到时南峤坝子边稍事休息后,便兵分两路向南峤县城、敌军主力踞点包围,直到晚上十二点才与敌人交上了火,当晚激战南峤县城,把敌军第八军、第二十六军主力打得焦头烂额,逃的逃,死的死,伤的伤,投降的投降,当晚在伪县政府内、大缅寺内抓获敌人200多人,缴获携带的大部分军械物资。被俘获的人员中有20多名军官太太,有的怀里还抱着刚生下不久的婴儿。

第二天一早,其他部队继续追击逃往缅甸境内的残敌,我们打扫战场,正在我们打扫战场的时候,蒋军从台湾派来两架飞机,准备在南峤把残部接走。我们有的同志拿出红毯子铺在地上,装作信号吸引飞机着陆,但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两圈后就飞走了,到中午又飞来了两架,仍然是盘旋两圈后又飞走了。后来,在俘虏口中得知,他们头天加修机场,准备第二天一早就坐飞机逃往台湾,还未来得及逃跑,就被我们消灭。这一天,我军两个指挥机关只留下我连和三十七师警卫连作警卫,中午过后,突然发现乌龟山头阵地被敌军占领,有的敌军已摸到三十七师司令部门口,军情紧急,我们两连奋起还击追剿,我连两个排负责攻打乌龟山,在营长莫从堂、连长赵应华的勇猛指挥下,我们奋不顾身冲上乌龟山阵地,与敌人激战十多分钟就把敌人打垮了,夺回了乌龟山至高点阵地。原来这股一个营的残敌是头天被派往澜沧方向准备围攻我游击队,后得听头晚在南峤的枪炮声而返回来,趁我军不备,抢占了乌龟山。

攻下南峤后,第二天,我们回戈勐海(佛海),原驻勐海的敌军早已逃之夭夭。敌第二十六军、第八军残部得知我军在堵截,就转向大勐笼逃出境外去了。

不几天,我军一部分队伍到农村作群众宣传工作,征收烟税作部队、地方财政补给。我们奉命到南温一带与长期盘踞在佛海的伪九三师残部抢收烟税,边战边收,边发动群众,建立勐混区的区乡政权。两个月后,又奉命到车里(今景洪)江边渡口驻防,执行沿线检查任务。

1950年5月,我营和四二、四三团调集佛海整编,出少部分转回后方到地方工作外,大部分编入正规军系列为基干一团、基干二团。我在基干二团重机枪连一排当排长,这时起,我们才正式穿上了军装,每月有了6块钱的薪金。

佛海整编结束,接着进军澜沧,到澜沧佛房后不久,我被调到思茅三九师教导队住学,1950年底,返回佛房后在基干二团后勤处任军需被服员,不久迁往东主。团部驻东主,大部队驻扎募乃,地方县级机关、学校也设在募乃。不久境外蒋残匪向西盟、孟连、澜沧、沧源等县大举进犯。为了诱敌深入,驻募乃的大部队和地方机关作了大转移,残匪曾气焰嚣张一时,深入到募乃。后来,在昆明军区、省军区统一指挥下,三九师、四十二师一起出动对残匪进行大包围,这次围迁战,我们从募乃出发,出击上允、木嘎、大蛮令、小蛮令、大蛮海、小蛮海后,在大贺勐与一二0团会师,第二次解放了佤山的沧源、澜沧、西盟、孟连等县,消灭了一部分敌人,大部敌人分跑到境外去了。

【李绍廷简介】 李绍廷,生于1931年2月,临沧云县人,1949年1月,参加云县赵福初、钟世俊等人组织的“共革盟”;1949年4月,到临沧参加付晓楼、罗正明、肖云、王天翔领导的十一支队(边纵前身);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九支队司直机动营一连一排任排长;1949年11月,获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颁发的“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一枚;1950年5月,在基干二团重机枪(马克辛重型机枪)连任排长;1951年11月,在13军后勤部会训队学习;1952年6月,分配到江城县公安局,派任宝藏区特派员;1952年12月,调江城县公安局侦察股从事外部侦察;1956年至1969年3月,在江城县公安局侦察股从事内勤兼看守所犯人管教、预审;1969年3月至1971年2月,被下放到和平寨干校接受“斗、批、改”;1972年4月,调县委六办工作室,后转“落办”;1979年5月,调县检察院任审查批捕科科长、经济检查科科长;1982年9月调县司法局任副局长;1991年离休。

 

                                                 

 李绍廷/提供资料  陶文忠/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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