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作为地情书，一方之全史，是概括一地自然、社会和人文发展过程的地方史书，也是汇集一方基本知识和系统资料的百科全书。方志性质决定了编修方志不仅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而且是一项社会性极强的工作。“志为史基，史从志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志书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为现实工作服务的有利辅助手段”。年鉴编纂作为地方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宣传地情、展示市、县情，更能承载当代智慧、传承中华文化。史重在鉴，志重在用，普洱市志鉴作为全面系统记述本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自然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应更好地服务满足社会各界需要。但长期以来，普洱市地方志部门忙于修志编鉴，对志鉴的开发利用不足，多数志鉴出版后，便躺在书库中，除政府机关、图书馆、高等学院之外，普通市民很难接触到志鉴;志鉴使用方式落后，仍然以传统纸质书本为主，较少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开发利用志书。品种单一、受益面不广、手段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志鉴为现实服务的有效性。进入新时代，志鉴利用迎来新的机遇与新的挑战，如何更好的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地方志部门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普洱市志鉴修编利用情况

（一）地方志书修编和利用情况

普洱，历史上相对于中原地区的一些地方来说，地方志编修较为晚些，直到清代才开始编修地方志。据统计普洱清代编修府志及各厅、州、县志10部，计140卷。民国时期云南通志馆向各州县征集资料，普洱地区各州县编纂上报县志资料11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普洱历史文献资料，除了地方志书以外的历史资料基本没有保存下来，唯有地方志书较为完整的得以保存，因此地方志书对于普洱历史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普洱地方志是普洱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担当文脉传承的主要角色。20世纪80年代初，普洱掀起了编修市、县二级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热潮。首轮修志工作经过20多年的努力全面完成，全市编纂出版市、县（区）志11部，部门（单位）志、专业（行业）志和地方综合年鉴70余部。2004年，普洱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开展地方志市、县（区）续修工作。2020年，编修出版市、县（区）志11部，近100多部部门志、乡（镇）志、厂（矿）志、学校志，形成普洱市盛世修志的新高潮。

普洱旧志与首轮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第二轮的修志志书成为普洱地方民族文化宝库的瑰宝，是普洱各族人民在不同历史阶段真实的记载与体现，更是普洱各族人民精神家园的根源所在，保存下来的志书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普洱历史文献的集大成者，对研究普洱、掌握地情、了解民情等有重要作用。这些志书也是中华民族方志宝典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志成果的运用也得到较好的体现，普洱已经出版的市、县（区）志书成果丰硕，特点鲜明，亮点突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有着独特的文化作用。对普洱经济项目建设发挥了积极的文字资料的保障和促进作用，先后为世界茶叶源产地，普洱茶商标注册，普洱茶品牌打造，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普洱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糯扎渡水电站建设，地震灾后重建，市、县（区）城市建设规划，普洱生态旅游项目资源调查、论证规划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宁洱县志》为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的重新竖立及民族团结园建设、磨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奠定了良好的资料基础，《孟连县志》为娜允古镇申报历史文化名城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西盟县志》为打造阿佤文化提供历史依据。地方志促进了对口帮扶及招商引资工作的进展。地方志书成为普洱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也为振兴普洱地区民族经济、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巩固边防提供了历史依据。第一轮新编的志书《思茅地区志》《景东县志》《西盟县志》由于受当时经济条件的限制，印数较少，以至形成日后“一志难求” 的局面，都进行了再版。再版《思茅地区志》《景东县志》《西盟县志》，与时俱进，制作了电子光盘，随书赠送，满足使用者的需要。

（二）年鉴编纂和利用情况

1996年，思茅地区行政公署印发《思茅地区行政公署关于编纂出版〈思茅地区年鉴〉的报告的批复》；行署办印发《思茅地区行署办公室关于编辑出版〈思茅地区年鉴〉的通知》，行署决定从1997年起编辑出版年鉴，到2019年已公开出版年鉴22卷。10县（区）先后启动年鉴编纂，截至2019年，市、县（区）均启动年鉴编纂。普洱市从年鉴开始编纂，就和全国图书馆、高等学院、各州市提供和交换年鉴。1997年∽2019年，据不完全统计，普洱市、10县（区）提供和交换年鉴3万多册，起到了对外宣传和交流的一定作用。

二、志书、年鉴开发利用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修志编鉴队伍建设滞后，人员编制不足

首先是长期以来，地方志部门人员流动性差，新生力量补充不足，工作环境相对封闭，致使地方志部门人员老面孔、工作老方法，进步不快，活力不强; 同时，志书各承编单位地方志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人员培训、培养、使用尚未形成合理体系，从而造成优秀专业技术人员严重不足，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编史修志工作。其次是“人员到位”难以落实。以普洱市为例，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后，人员编制减少，单位日常事务繁杂，专心修志和能承担修志工作的人员配备减少，首轮修志结束至二轮修志 10余年，参与首轮修志工作的人员大都去世或年老体弱，个别骨干已到其他工作岗位，修志编鉴人员青黄不接。虽然采取各种措施举办过修志编鉴人员培训班，但修志编鉴工作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专业工作，和修志编鉴工作的实际需要还有很大差距。现有的地方志工作人员只忙于完成“两全目标”和中心工作任务，经手编纂的志书、年鉴可读性、指导性、资料性不强，对工作、生活毫无用处，干部群众不满意，党委、政府也肯定不会重视，不能发挥地方志文化传播作用。

(二)全市修志编鉴工作发展不平衡

全市地方志“一纳入、八到位”的“领导到位”不平衡，第一种情况是领导重视，经费落实，修志编鉴工作抓得紧，困难不大，进展较快，能按时完成志鉴修编任务; 第二种情况是领导比较重视，但具体修志措施不到位，解决实际问题不够，工作进度缓慢; 第三种情况是少数领导只说重视，经费未纳入财政预算，不布置开展修志编鉴工作，强调这样那样的困难，导致志鉴编纂工作进展不平衡。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 由于各级领导工作重点抓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加之机构改革后领导职能减少、工作繁忙，第二轮修志和首轮修志相比，由各级主要领导一名副职( 或非领导职务) 分管，抽不出时间抓修志工作，协调组织工作不如首轮修志，致使修志编鉴工作困难重重。以各县（区）年鉴编纂工作为例，各县（区）年鉴编撰工作受经费、人员、中心工作任务影响，编纂年鉴进度慢、困难大。按照国务院、省政府《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目标要求，“到2020年，全面完成第二轮省、市、县三级志书编纂规划任务，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编纂全覆盖，一年一鉴，公开出版”。截至2019年，思茅、宁洱、墨江、景东、景谷、江城、西盟6县实现“一年一鉴”；《孟连年鉴》《澜沧年鉴》出版至2016年；《镇沅年鉴》为五年编撰一本合订本；《思茅年鉴》于7月首次启动编纂。年鉴是逐年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这样滞后的年鉴编纂工作进度，年鉴的时效性体现不了，也不能及时发挥年鉴的文化传播作用。

(三) 部门稿件总体质量不高，实用性不强

修志编鉴涉及各行各业，需要众多部门的参与和协助才能完成，从已上报的志鉴稿来看，总体质量不是很高，不能站在全市、全县高度记述行业、部门发展历程，在资料的收集运用和编校方面还存在硬伤，影响了志书的整体质量。第二轮志书的质量要求是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如何突出，在于如实记述一个地区改革开放的经济、社会发展变革，这是和首轮修志的不同之处。在把握时代特色，突出改革开放成果的记述方面，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过程这条主线有相当大的难度。从《普洱市志( 1978～2007 年)》108 家承编单位中40 余部专业分志来看，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突出还不够: 一是部分专章写部门、单位发展过多( 成了部门志) ，记述本地区发展的高度不够; 二是领属不当，各项事物分类不清，主题不突出，看不出事物发展过程，如政治部类记述中心工作不突出，只是把党代会、人代会的会议以流水账的形式全盘记述，中心工作忽略，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对策、政策的出台、运行看不出来; 三是资料收集不全，存在缺项断线，缺少有效数据或是数据不准确; 四是不会利用资料，分类过细或不分门类、按编年体平铺直叙等等……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生事物不断，各类事务较多，相互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连续性不强，难以分门别类，导致出现流水账的编年体例记述。部分年鉴应着力记述的内容（如上一年度某一领域的发展状况），恰恰记得不多；应大力删减的一些内容（如机关单位日常事务、行政的过程、管理的措施、取得的成绩，宣传性、事务性、工作总结性的内容等）记述的过多。该祥的不祥，该略的不略，造成年鉴的实用性不强。

（四）史志网站数字化方志资源和方志馆建设推动滞后

普洱市的史志网站没有开发方志文献数据库，没有实现方志文献资源数字化，也没有及时开启新媒体的宣传作用，就不能让外界便捷获取地情信息和及时了解地方志文化。伴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方志只有顺应数据时代潮流，建立集志鉴数字化、地情资源信息化、志鉴编纂管理网络化等一体的“大数据”平台，开放方志文化数据资源，丰富数字化方志资源，规范方志文献数据库软件标准，方便用户快捷检索信息。同时，发挥新媒体宣传作用，立体式、多维度、全视角传播地方志文化。

方志馆是收藏研究、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宣传展示国情、地情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建设好方志馆，对于妥善收藏、保护、开发、利用地方文化资源，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打造当地历史文化品牌，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云南省地方工作规定》明确规定，建设各级方志馆，搜集、保存地方志文献和资料，为公众读志用志开展服务，是各级地方志机构的重要职责。2012年开始，普洱市融合资源和力量对方志馆建设积极筹备，收集了一些基础资料，并于2014年对已经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局部对外开放查阅，但由于资金的投入不足，工作进展缓慢，普洱市这一工作在全省来讲明显滞后，省地方志办公室多次督促普洱市尽快和加强开展方志馆建设。

三、解决存在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存史资政育人是地方志部门的重要职能，普洱市地方志工作者应深入学习、贯彻和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始终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努力书写新时代普洱修志编鉴工作的新篇章，不断拓展方志资源开发利用的形式和内容，完善提升全市地方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讲好普洱故事、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作出新贡献。

(一)编制切实可行的工作规划

普洱是“茶马古道”的起点、世界茶树原产地中心地带、普洱茶文化源头和世界茶文化的亮点、辐射点、聚焦点，同时普洱地处“一带一路”建设关键节点，是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前沿和原生态民族文化、边境文化、生态文化的核心辐射区。作为国家软实力和文化传承重要形式的地方志，普洱市地方志部门应着力普洱的独特性，从内容、形式方面，展现普洱的形象，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编纂地方简史、市、县情概览、乡（镇）志、村志、山水志、行业志等志书；继续做好地方文献的整理工作，重点是做好普洱旧志影印、点校、出版发行的整理工作，发扬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达到提升普洱地方形象和话语权的目的，进一步提升普洱的知名度。根据普洱市修志编鉴工作实际和工作目标，编制出切实可行的近期、中期工作规划，为更好的推进志鉴开发利用工作，应当把史志网站数字化方志资源和方志馆建设作出规划，各级政府将志鉴出版费、印刷费、资料收集费等必需经费列入年度财政经费预算，做到目标任务明确、办法措施得当; 既突出重点，又照顾全面，统筹兼顾，整体推进，让普洱市的志鉴更好地服务于普洱的经济文化建设。

(二) 提高修志编鉴工作的质量和水平，拓宽志鉴开发利用工作视野

全市地方志工作者一是要在求真务实上下工夫，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注重调查研究，以对社会、历史、后人负责的工作要求，以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全面、客观、真实、准确地记载历史。二是要在求精上下工夫，积极实施精品战略，严格遵循地方志工作的基本规律，认真做好评审修改、校对出版等各项工作，确保政治观点正确、体例结构合理、内容全面系统、资料翔实可靠、文字流畅精炼，确保出版的志鉴具有较高权威性，较高学术水平和重要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三是要在求新上下工夫，加强修志编鉴理论研究，以理论创新促进工作; 加强修志编鉴工作方法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指导当前工作; 加强技术创新，利用现代化手段收集、整理、加工、储存资料，推动修志编鉴工作的数字化、网络化建设，启动数字人文视域下的地方志资源库建设，实现地方志资源与社会的广泛共享。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和本地经济建设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如招商引资、城市规划等；充分发挥志鉴资源优势，从历史的视角切入，对照现实，进行纵深的研究，分析本地文化、社会发展的轨迹，为旅游开发、文化大市建设提供服务；站在历史发展的前沿，关注社会热点，深入研究思考，对自然资源保护、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提出对策。

(三)加强修志编鉴队伍建设

做好志鉴开发利用，人的问题是关键，这里说的是专业人才，我们要把思想素质好、专业水平高、乐于奉献地方志事业的人员充实到地方志工作岗位上来，要注重培养专家型人才，让其有着业务工作中的话语权，要鼓励和培养修志编鉴专业人员能干事、想干事，干事有奔头，干事有作为，尊重和提倡专家修志编鉴。同时注意聘请各行各业有造诣的专家学者参与修志编鉴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提高志书、年鉴的编纂速度和质量。地方志部门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通过业务研讨和专业培训等手段，进一步提高修志编鉴工作者的思想、理论和业务素质，努力造就一支能力和作风都过硬的队伍，以满足新形势下修志编鉴和志鉴开发利用工作的需要。

“修志问道”是李克强总理对地方志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士以弘道”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志工作者提出的时代重托，是地方志人面临的历史担当。地方志工作者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志鉴开发利用工作要面向全党全社会，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站，增强地方志文化影响力，让方志进入各行各业，让方志家喻户晓，让方志人挺直腰杆。这也是每一个方志人义不容辞的崇高职责和使命担当。（ 普洱市委党史研究室    胡艳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