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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


来源:普洱党史 时间:2016/10/8 点击:9611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胜利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的胜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开辟了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历史性转折,迈出了走适合中国国情革命道路的决定性一步,奠定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坚实基础,树立了永恒的人类精神丰碑。经过80年的岁月洗礼,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更加凸现。

首先,开辟了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历史性转折。我们知道,长征是在党内“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实行错误的军事方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被迫做出的抉择。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人坚持执行“左”倾路线,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使红军损失参重,根据地不断缩小,最后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11月,红二十五军撤出鄂豫皖苏区,进行战略转移。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党政机关撤离苏区开始长征。同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由于敌人重兵围堵,也根据红军总部指示,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向西转移。由此,南方红军各部分别开始长征。由于敌人重兵“追剿”,中央红军原计划在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并在贵州创建新苏区的战略意图均未能实现。弱小的红军只能向经济、社会、文化都比较落后,国民党统治也相对薄弱的中国西南部、西部和西北部转移。这样,红军的战略转移便发展为万里长征。经过万里长征,红军彻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胜利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基于西北。

红军这场惊心动魄的远征,规模大、历时长、行程远、敌我力量悬殊、自然环境恶劣,这在人类战争史上是罕见的。红军长征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避免了党和红军覆亡的危险,保存了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的影响,锻炼和纯洁了党的队伍,使党和红军由重压下的战略退却成功转变为开辟中国革命新局面的伟大进军,实现了中国革命由低谷向高潮、由被动向主动,由弱小向强盛的历史性转折。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就不会有党和人民军队后来的发展壮大,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的重新兴起和最终胜利。长征,无可置疑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

其次,红军长征迈出了走适合中国国情革命道路的决定性一步。长征初期,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仍为“左”倾教条主义所统治,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从而导致湘江战役的失利,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左”倾错误领导人仍然坚持进军湘西。当时,蒋介石已以20万重兵在沿途重重设伏、张网以待。危急时刻,毛泽东建议红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避开敌人伏击。在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中央多数同志的支持下,中央红军主要领导人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随后,红军出其不意进军贵州,取得节节胜利。在挫折和胜利的反思中,党和红军开始酝酿改变错误领导,以彻底扭转被动局面。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委托毛泽东协助军事指挥。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等同志的领导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突破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于1935年6月到达川西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我华北的侵略,全国救亡运动日益高涨,政治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红军北上抗日的变化。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到靠近华北抗日前线的川陕甘地区落脚,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开创革命新局面。但张国涛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争权,企图挟党中央南下。为了党和红军的前途,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党中央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于1935年1月胜利到达陕北。此后,在全党和红军官兵的坚决斗争下,张国涛被迫放弃南下错误方针,撤销另立的“中央”,率部北上。党中央同张国涛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斗争的胜利,捍卫了党指挥枪的原则,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

红军长征的历史功绩,不仅仅在于实现了战略转移、建立了新的根据地,更重要的是,经过长征的艰苦探索,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坚强成熟的领导核心,迈出了走适合中国国情革命道路的决定性一步,为最终取得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三,奠定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坚实基础。长征是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任务的情况下发生的。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后,又把其侵略魔爪伸向了华北地区。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

自“九一八”事变始,中国共产党就以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己任,一再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就筹划进行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准备。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和军事战略方针。会议提出,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军事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会后,党中央开始与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联系,率先在西北达成了停止内战协定。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胜利会师,完成了参加抗战的战略集结。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党的领导下,作为红军继承者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奔赴抗日前线,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

红军长征,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移紧密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沿阵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树立了永恒的人类精神丰碑。这座永远不会倒下的精神丰碑就是我们熟知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生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风范,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充分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长征精神突破了时代和国度的界限,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长征精神,是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中激发、凝结而成的。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冲破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与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表现出了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主义气概。面对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红军将士用顽强意志征服人类生存极限,先后跨越近百条江河,征服40余座高山险峰,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表现出了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的雄心壮志。面对长期缺粮缺衣缺药的极端艰难困苦条件,红军将士宁肯自己挨饿也要把干粮让给同志,宁肯自己牺牲也要抢救战友生命,表现出了团结友爱的风貌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总之,长征精神的基本内涵是: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牢记宗旨,心系人民;胸怀全局,严守纪律;艰苦奋斗,甘于奉献;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独立自主,唯实创新。长征精神已深入中华民族的灵魂,成为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攻坚克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动力。

由上论述可知,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这种历史地位是伟大的红军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我们要永远捍卫这种历史地位。


 

景东县委党史研究室  颜仕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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