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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普洱府文化的兴衰


来源:普洱党史 时间:2016/3/28 点击:29617

一、 城垣古楼

据《普洱府志》载,普洱在唐代时就己经开始修建城墙,只不过是采用竹、木篱笆把寨子围起来,以防野兽侵袭。后来逐步拆除围栏,筑建土墙。明末清初,由于战乱频发,元江府调兵镇守普洱,为防外患,对原土墙进行加固,成为土城墙。

清·雍正四年(1726),清政府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清·雍正七年(1729),云贵总督鄂尔泰倡设普洱府,推行流官制。普洱设府后,因防务需要,云南巡抚张允随奏请清廷许可,将土城墙外墙体改为砖墙。普洱首任知府佟世荫到任后,为巩固其统治,邀请江西人李莫夺主事,大兴城池建设,加固城墙和修建城楼,把普洱城围成一个“田”字形,四大门楼镇守东(朝阳)、西(宣威)、南(怀远)、北(拱极),显得十分高大、森严和雄伟。据载:城墙周长1081.55米,高7.33米,底宽3.5米,顶宽2米;四大门楼为砖木结构,二层三间,楼高10.17米。门楼设计不失匠心,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建造考究,蔚为壮观。城四角建有炮台,门楼上有葫芦、禽兽等陶制涂釉饰物,檐下悬挂风铃,风动铃响,古韵盎然。普洱府没有护城河,故此城门高于地面,台阶为“出三进四”。城墙上、城门两边有兵勇把守,每晚七时放定根炮关东、西、北三门,晚九时关南门。

为与“府治”的地位相称,普洱府开始大兴土木,先后修建了普洱府署、宁洱署、道署、镇署、捕厅署、守备署、游击署、左局、右局、文昌宫、考舍、社稷坛、茶局、茶祠等。随着普洱茶的兴盛,庙宇、会馆、茶庄、饭庄、酒肆、客栈、歌楼、妓馆、匠铺等,犹如雨后春笋出现在普洱府城。普洱府城一度车水马龙,歌舞升平,一派繁荣景象。

普洱府署 清•康熙三年(1664),普洱设元江分府,调元江通判驻防普洱,辖十三版纳。清•雍正七年(1729),云贵总督鄂尔泰上奏朝廷,请求增设普洱府获准,9月17日设普洱府。辖六大茶山、橄榄坝及江内六版纳(普洱、思茅、普腾、猛旺、整董、猛乌、乌得)。同年,将普洱通判移驻思茅。乾隆三十五年(1770),辖一县三厅(宁洱县、思茅厅、他朗厅、威远厅)。民国二年(1913)4月,裁府、州、厅,统改为省、县两级制,普洱府撤销,历时184年。

迤南兵备道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11月27月,云南设迤南道驻普洱,次年加兵备衔,为迤南兵备道。民国二年(1913)改迤南兵备道为滇南道,次年改为普洱道,民国十八年(1929)废除道制,普洱道撤销,历时163年。

殖兵督办公署 普洱道撤销后,普洱设云南省第二殖兵督办公暑,辖宁洱、思茅、六顺、普文、双江、澜沧、车里、佛海、南峤、江城、镇越十一个县及宁江、勐丁两个行政区。民国二十七年(1938)10月,撤销殖兵督办公署,各县直隶于省,历时10年。

行政公暑 民国三十二年(1943)3月,全省分区设治,普洱设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宁洱、思茅、墨江、六顺、澜沧、车里、佛海、南峤、江城、镇越、景谷、镇沅十二个县,至1949年3月,历时6年。

1949年4月21日,普光部队和迤南边区人民自卫军第一支队迎接二纵队,在宁洱胜利会师。值此,思普区全境解放,翻开历史新的一页。8月1日,普洱成立思普区临时人民行政委员会。1950年4月25日,撤销思普临委,成立宁洱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次年改为普洱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普洱、思茅、墨江、六顺、澜沧、车里、佛海、南峤、江城、镇越、景谷、景东、镇沅、宁江、沧源十五个县。1955年5月,普洱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迁驻思茅,改为思茅专员公署。专员公署驻普洱6年。

同治元年(1862)10月,杜文秀起义,起义军大都督蔡得春、大将军王应科率兵万余人从大理一路打到普洱,围攻府城,首攻不下,复攻炸墙,毁城墙60丈余。民国年间,因火药房失火爆炸、地震,多处城墙、雉堞坍塌,几经修复,保持原样。1949年3月11日,普光部队进驻宁洱县城,宣告宁洱解放,不同的是城墙上、城门两旁己换成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第二纵队战士把守。1951年,普洱实行土地改革,城墙、古楼被拆除,沿城垣修建环城公路。

二、庙宇亭轩

黉学(孔庙)普洱史兴崇尚教育之风,或许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普洱把一些庙宇作为办学场所,如黉学(孔庙)、文昌宫。普洱最大庙宇黉学(孔庙),雍正十三年(1735)建,规模宏大壮观,入口有一石牌坊,雕工精湛,高大威严。处于对孔子的敬重,进入孔庙者,必须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缓缓步入。黉学既是古代的学校,也是祭拜孔子的神庙,一度书声朗朗,香火盛旺。

文笔塔 普洱锦袍山(东门山),旧时视为天地之灵山,有紫色东来之祥瑞。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为雄镇边关,扶正祛邪,官府募集银两,在锦袍山顶建“凌云塔”一座,旧时又称“文笔塔”,意为“青天作纸,塔尖为笔,倒书青天”,于欲人得天佑,兴化人文,求得文风昌盛。有诗云:“普中文笔塔为峰,修卜登科喜气浓”。学而优则仕,普洱学子劳其心志,寒窗苦读,只盼能够“鲤鱼跳龙门”。相传,旧时普洱学子每逢科考之前,都要登上锦袍山,立于文笔塔下敬香膜拜,以求“天济文昌”,庇佑“开卷有益”,取得好彩头,实现“脱下布衣穿锦袍”的愿望。

回龙寺 在普洱府城郊外的玉屏山上,文星塔上的风铃声和回龙寺的晚钟还在暮色中回荡,敬香的人络绎不绝。一来庆祝玉帝圣诞,二来祈求风调雨顺。淸·舒煦盛《普中春日竹枝词》道:“纷纷老少捧真香,经声法乐绕街长。每逢上九联嘉会,宝殿通明接玉皇”。回龙寺,不知始于何年,清代《普洱府志》中只有零碎记载,仅在乾隆、道光、光绪年间三次修葺,同治元年(1862)兵燹。清代为“普阳八景·回龙夕照”之一。每年冬至前后,当夕阳西下时,一轮日落余晖透过西山两峰,形成光柱,直射回龙寺红墙黄瓦之上,名曰:“回龙夕照”。牛稔文题诗:“晷度周行倦,余晖倒景收。峰回三面冷,树响半天秋。待月人依槛,看云风满楼。蓟门如可到,几欲问浮沉。”

2005年9月的一天,一位24岁的和尚释妙文站在回龙寺的废墟上,立志光复圣庙,普度众生。2010年1月23月,回龙寺重现昔日风采,迎佛开光,妙文大师算是功德圆满。

观音寺 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古寺建在观音山上,又称观音山寺。旧时,观音寺主干道由五里坡山脚,沿石阶蜿蜒而上。观音寺建置别致,前殿塑有两尊向前倾斜的“哼、哈”二将,当人走近时会发出“哼哼、哈哈”的声音。后殿塑有护法使者韦陀佛像,手持“降魔杖”,示疾恶如仇,除妖降魔,两旁一幅对联:“问菩萨为何倒坐?因世人不肯回头。”

相传,古时候有几个长安来的赶马人,在观音山半山腰上下马歇脚,见一古树下,两位白发老者正在下棋,当一赶马人走近观棋时,两位老者忽然消失。此人对眼前一幕惊叹不语:此乃神仙下凡,此地必是风水宝地,便许下心愿说:“将来我有钱,定在此地修庙一座”。不久后,赶马人生意顺风顺水,成为当地巨富。然而,事事如意的赶马人早已忘了当年的承诺。有一天,赶马人忽然卧病不起,恍惚间,两位白发老者入梦而来。梦中与老者似曾相识,便前去拱手作揖,哪知老者面色不悦,责备道:“老朽尚且记得尔等在观音山古树下的许诺。” 赶马人前思后想,终于想起当年的承诺,忽然惊出一身冷汗,从梦境中惊醒,又感病好了许多。赶马人那敢怠慢,唤起仆人,带足银两,经长安一路跋涉,到观音山还愿,建寺庙一座。因古寺建在观音山上,又称观音山寺。传说是无据可靠的,不必寻根问由,但观音寺实乃清静之地,不失“灵气”,香火盛旺,或许可印证这一传说。

城隍庙(又称城隍祠)城隍为《周宫》八神之一。城隍庙为城池的“保护神”,由于被神化,后来被道教纳入自己的神系,称它是剪除凶恶、保国护邦之神。基于这种认识,有城池的地方,必建城隍庙。普洱府为府、县重设之地,故建有府城隍庙、县城隍庙两个。一个府城,两个城隍,有些不伦不类,更不符合中源“正宗传统”,一府两庙的城隍现象,在史上极为少见。但是,普洱人还不满足心理需求,可怜城隍爷孤单寂寞,又给他“许配”了个姑娘,就有了普洱“贞洁牌坊”的典故。

庙宇,其实就是个神的化身,是佛教和道教的传播之地,是进行传统道德文化教育和感化的神圣殿堂。人们把安居乐业归功于城池的牢固和神灵的保佑,所以对城隍庙的敬畏与其他地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毫不隐饰地兴建各种庙宇,以达到增添正气,祛除邪恶的目的。如普洱关帝庙供奉关公,以“忠”“诚”“信”“义”为本,教育与感化人。又如马王庙供奉马王爷,传说他有“妻财禄之祝,百叩百应”之神力,求妻得妻,求财生财,求官得官,还管生男生女。

寺庙是民族民间文化的一个缩影。建庙供神,初衷是祈求得到神灵保佑和庇护。然而,有时神灵也难逃厄运,也有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时候。它最终也毁于一场文化的“革命”之中。寺庙是极为重要的文化符号,毁掉的不是寺庙本身,而是一种历史文化。

三、 古 籍

我国历史上地方志的出现,比正史要晚些。据说晋人常璩所撰《华阳国志》乃最早的方志;或以为唐代李吉甫所撰之《元和郡县志》为现存最早的较完整的地方总志。这两部志书,距今己千年以上,可谓久远。但有关普洱的记载则有两千多年。《吕氏春秋》云:“伊尹四方献令曰:产里以象牙、短狗献。”“产里”(即“车里”)这个地名,与今西双版纳有较多的关联,但与普洱也并非无缘,因为二者后来的联系密不可分,所以有人认为“普洱即古产里地。”

清代《普洱府志》,是普洱最早的古籍。清代,普洱曾先后编纂过三部《普洱府志》。第一部是道光二十年(1840)知府郑绍谦组织编纂的道光《普洱府志》;第二部是道光三十年(1850)知府李熙龄组织编纂的道光《普洱府志》;第三部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知府陈宗海组织编纂的光绪《普洱府志》。三部《普洱府志》承续,关系密切。郑志编成后不过十年工夫,就己残缺不全,不存于世,但其中很多资料为后编志书所采用,则是确凿有据的,其首创之功不可磨灭。郑志仅存十年时间,但李志的编纂,其基础资料源于郑志,对郑志残编进行“应损者损之,应益者益之”的加工改造。陈志成书于清未国家积弱积贫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情势危殆,身处国难当头的主编者对编纂府志的用意是十分明确的,态度也是十分严谨的。陈志由举人、宏远书院山长(校长)陈度主编,六十余人历时三年编纂而成。光绪《普洱府志》对前两部志书史料“删其繁,补其阙”;体例上“一仿省志”(即《云南通志》),对道光志作了较大的改变。道光《普洱府志》将内容分为十二类,每类一卷,每卷下分若干子目,共七十四目。光绪《普洱府志》将道光《普洱府志》中繁冗而与普洱府无关的内容删除,将遗漏未载的内容补入。全书分为十三志五十二卷,每卷一目,共五十一目,以志统目,内容较前者丰富。其十三志为:一、天文志;二、地理志;三、建置志;四、食货志;五、学校志;六、祠祀志;七、武备志;八、秩官志;九、选举志;十、人物志;十一、南蛮志;十二、艺文志;十三、杂志。

光绪《普洱府志》全面记述了普洱府自然、人文、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分类及其结构较为合理,现代志书也承续着其“影子”,虽然一些内容现在看来繁杂琐碎,但有的观点与我们今天大相径庭,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正好印证了斯大林“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之论断。

四、古 墓

宁洱县磨黑镇照壁山下,有一座古墓。墓碑正中刻有“清浩授武功将军李辉春大人之墓”字样。墓碑造型宏大典雅,两边双狮顶柱,呈宫殿碑楼状,雕艺精湛。正面碑柱有云纹浮雕,寿星骑鹤,两侧嵌有转角石碑,左侧为李辉春生平,右侧为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博物教员王丕漠、王文纲撰写的墓志铭。

李辉春,字恒斋,生于清道光庚戊年腊月十六日。在清朝末年屡建军功,一直升到威远参将。四方战乱平息后,他被朝廷委以重用,但他却希望回到故乡而推辞。于是朝廷委任他为磨黑井首席管事,主持盐矿工作。在任期间,李辉春先后主持修建龙神祠、武穆祠、水晶宫东岳庙、观音阁、龙王殿等地方文化景观。

古墓文物是不同时期文化的纪录,也是重要的文化遗产。李辉春墓对研究磨黑的历史,特别是云省盐业的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五、洞经音乐

清代,府官到任一般都带有自己的仪仗,清·乾隆年间,洞经音乐作为礼仪音乐传入普洱,之后,逐渐融合当地元素,形成“普洱洞经音乐”。清末,普洱县城有洞经弹唱组织崇文学会、同善社,磨黑也有洞经组织。洞经音乐,旋律舒缓,轻柔婉转,节奏严谨,庄重肃穆。难怪有一美国音乐家李海伦博士说:“洞经音乐是中国的无价之宝,是打开中国传统音乐宝库的金钥匙。它确实很美,它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 普洱洞经音乐,嘉庆、道光时期兴盛,咸丰、同治时期衰落,光绪、民国时期复兴,建国后的50~80年代被当作封建迷信的糟粕被禁,甚至被销毁,改革开放以后又逐渐恢复,可谓是“三起三落”。普洱洞经音乐于1996年恢复,经过抢救性保护,几经周折形成了规模团队。2013年,普洱洞经音乐团首次跨出国门到老挝演出。


 (宁洱县史志办 张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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