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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普平叛与歼灭蒋军残部的胜利


录入:peds 来源:普洱党史 时间:2008/4/23 点击:6322

张华俊   袁用之   方仲伯  唐登岷

一、1949年思普地区形势及本地芪反动势力的叛乱背景

1949年前三个季度是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保住江面及在西南建立反共根据地(云南为其一部分)因而逼卢反共。

早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之前,毛主席给徐冰、张明的指示中就说“望用最大努力布置云贵川三省农村据点,准备将来打游击……。”云南省工委,后来是滇桂黔边芪党委根据党中央、南方局、华南分局等上级组织的历次指示,发动了武装斗争,在滇桂黔边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及其所属的部分支队。1948年年中开始在滇南建立了云南人民自卫军第二纵队的前身云南人民自卫军各支队。二纵队于1949年2月成立,4月到普洱与思普特支和回国党组织共同组建(有统战人士参加)的武装会合并合编,减大了力量,这时共计有6千余人。1949年9月以后改编为滇桂黔边区纵队的第九、第十支队及纵队(主力第二支队十支队由滇南地委领导,在滇南地区活动;二支队调滇中一带活动,后仍回思普。)

思普地区自我党在云南建党以来就有党的组织和活动,后来因国民党反动派反共镇压革命,曾一度被迫停止活动。抗日战争时期恢复了党的组织,成立思普特支,并逐步展开更广泛的活动。解放战争时期面向全地区,面向农村,加强统战工作,与归国党组织紧密团结组织起武装队伍,开展武装斗争。随着形势的发展,党在这个地区的领导机构几经变更,从抗日战争时期重建组织后曾建立思普特支领导这个地区党的工作,1948年4月起是滇南工作委员会,1949年7月起是思普地委,1950年5月起是宁洱地委。当地党政军民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开展工作和斗争取得了一些胜利。

这个地区地处边陲,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封建地主阶级势力较大,大地主各有势力范围,他们基本上是官僚、地主、土匪窝主三位一体,进行分割统治。国民党政府是依*他们进行统治。1949年3月当云南国民党地方当局,按照他们的预定安排,撤出其在这个地区的军政力量时,他们更是直截了当地将统治权交给当地的恶霸地主如张孟希、李希哲之流。以便由这些人出头反对和破坏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斗争和人民民主政权。

云南人民自卫军第二纵队进入思普之初,这些人产生了分化,有的本来就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加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的胜利已是大势所趋,为此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有的观望,看看形势再说;有的暂时改变面貌,伪装拥护共产党,伺机叛乱。

1949年,当蒋介石逼卢反共时,在国民党当局的策动下,上述三位一体的某些人物,认为时机已到,就利用我们(思普地区)在政策掌握上的某些失误,到处煽动起叛乱。


 

二、思普区大规模叛乱及平叛

1、敌人叛乱特点及过程

敌人的这一次反革命叛乱,是根据国民党反动派的统一部署,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具体安排,思普地区的恶霸、土匪互相勾结具体执行的。它的特点是早有预谋、规模大、范围广、此起彼伏来势猛。1949年3月,国民党普洱专员公署和保安三团撤逃之前,专员余建勋、保安团长尹集生在普洱秘密召见张孟希,当时决定由张孟希主持思普军政,要张伪装*扰云南人民自卫军第二纵了,打入领导层控制实权,持保安团整编返回思普时,内外呼应进行叛乱。

由于我们的警惕性不够,对敌情报工作薄弱,加以在发动群众进行建政中,忽视团结中农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下去建政的工作团进行政策和策略的教育也不够,有左的失误,被敌人钻了空子。

1949年8月,双江、缅宁(今临沧)、耿马发生叛乱之后,当时的中心地芪从九月中旬起,镇沅县德安区地霸分子董成芳在张孟希派普云亮策动组织下,杀害我民工团员,开始发动叛乱。接着镇沅新抚区老围街地霸分子杨继明在李润之组织领导下叛乱,杀害我民工团员十多人。9月中旬,国民党原景东县长(原国民党58军副军长)大恶霸豪绅染星楼,组织反动武装所谓“第三纵队”,号称千余人,强占景东县并进犯镇沅县城按板井。

同一时期内,反革命两面派张孟希与新平“反共义勇军总指挥”,李润之信使往还,密谋大规模叛乱。

10月,张孟希指派亲信武培之策动六顺县匪霸杨元芳、杨明浩等及思茅地霸李定发、郑金魁等。先后发起两次叛乱,杀害我民工团干部12人。

同月,张孟希指派亲信武培之等到车、佛、南(今西双版纳)策动守军、反蒋武装的黄国珍、兰家成叛变、南峤失守。同时联络国民党93师留在车、佛、南一带的在乡军人,由罗庚、曾宪武纠合组成“车、佛、南、澜、宁联合剿匪指挥部”约站百武装与我军对抗。

11月中晚,国民党“中央戡乱建国委员会委员”、“国大代表”、“云南省第七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滇西剿匪指挥部副指挥”李希哲,与余建勋、彭季谦、梁星楼、李润之、张孟希”等相互联络谋划后,组织“戡乱”部队,在景谷城乡大举叛乱,残酷钉害我县长及民工团长、盐管会主任等革命干部群众一百多人。

与此同时,被我逐出澜沧的国民党中统特务、反动土司石炳麟,勾结双缅叛匪向澜沧反扑。

12月,沧源县田子昌勾结彭季谦妄图进犯澜怆谦六。

11月至12月张孟希唆使墨江坝溜杨德高,匪首王定国叛乱,攻占坝溜区政府,人杀害我村干部。同时新平李润之指使其武装侵犯墨江白连区……

在8至12月时间内,整个思普区由北到南,从西到东,叛乱叠起。每股叛匪少则数十人数百人,多至三千余人,他们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我数百革命干部战士和群众惨遭杀害,缅宁、双江、六顺、景谷、佛海、南峤等县城沦入敌手,广大城乡被敌人蹂躏洗劫。欢歌笑语的解放区,一度阴云密布。使群众受到不少损失。

2、我们的平叛党决心和对策

思普地委、行政委员会和九支队领导面对猖狂一时的叛匪,团结一致,下定决心,体育场全区党政军民克服困难,不怕牺牲坚决彻底地消灭叛匪。当时制定的对策是:1、由于我们的兵力不足,不能四面出击,只能各个击破,对先后发生的叛乱则出现一个消灭一个,对同时发生的两个以上的叛乱则权衡轻重,先打影响大的或易于消灭的,消灭一个以后再消灭另一个。如忍痛暂时放弃双缅,指示澜、宁、源、车、佛、南、镇、江整训总队在其防区内尽量打击当地敌人,我主力团(当时只有四十二团和才建的四十三团及机动营在思普地区)则集中力量先后打击并消灭腹心地带影响较大的梁星楼(景东、镇沅)与李希哲(景谷)两股敌人。2、我们在平叛中一般都是采取军事进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例如在平息思茅、六顺的叛乱中,尤其是景顺由于叛乱骨干是土匪,他们依*谣言及恐吓,裹胁了一些基本群众,我们展开对不明真相的群众作宣传,使广大群众知道党的性质,党的方针政策,明白以后就摆脱了土匪的影响。对土匪家属宣传:男的干土匪、搞叛乱,而且影响到全家的前途和眼前的生活,家属有义务和权利劝告误入歧途的亲人赶快悔悟,离开叛乱队伍可重作新人。对叛乱队伍本身宣传区别对待政策,促使其动摇和瓦解等,收到预期的效果。3、检查过去我们在执行政策中的某些偏差即时予以纠正,例如给予统战人士的不正确的对待和未能执行团结中农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等问题,我们在平叛中对曾经免职的个别人士,给予重要任务,从事实上粉碎敌人挑拨离间的谣言和分化我们在思普地区的统一战线的幻想,我们贯彻了团结中农的政策后,使广大中农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吸取了听信敌人谣言的教训,更坚定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参加平叛斗争,直至取得胜利。与此同时,争取一切可以色取的社会力理,巩固和扩大反蒋爱国统一战线。认真作好暂持中间立场,拥有一定武装力量的人士的工作,推动他们*拢共产党,参加平叛斗争。

思普全地区的叛乱,终于在1949年年终以前,在全区党政军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战的努力下一一荡平。6千多叛匪土崩瓦解,共缴获各种枪支4千余件,解放了景东县,光复了景谷等县城,使思普游击根据地更加巩固,力量更加壮大。至1950年初,国民党第8兵团逃入思普时,已汉有任何一支或大或小的反革命叛乱武装、或者土匪队伍与之合流。平叛的胜利决定了阻匪迎军任务的顺利完成,国民党逃敌在思普根据地上所遇到的,是我野战军和边纵部队及民兵的阻击追杀。所到之处,坚壁清野、断水缺粮。被强抓去的向导,也故意把他们带到绝路,使敌人雨步难行。

三、逃入思普游击根据地的蒋军残部陷入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之中

国民党第八兵团逃入思普是按照李弥的幻想,占领车、佛、南一带,“退可以固守,进可以出击,昆明、广西都在威胁之中”,是一块“理想”的反共基地。

他们还对思普区的反革命叛乱存有幻想,李润之的“反共自卫义勇军”总指挥的官司衔,就是汤尧在逃窜途中加封的,他的南逃路线中由孙进贤率领的“右路纵队”,起初就准备进入哀牢山同李润之这个地头裹在一起;后来逃往镇沅又企图得到梁星楼、李希哲、张孟希之流的策应。孙进贤当然料不到他已来迟一步,却也步了李润之等人被歼灭的后尘。

早在1949年12月中旬,思普地委、行委与边纵九支队司令部,即在全区组成景(东)景(谷)镇(沅)双(江)缅(宁)、元(江)墨(江)新(平)、宁(洱)墨(江)江(城)、宁(洱)思(茅)六(顺)、四个联防指挥部。广泛发动各民族民兵站岗放哨、封锁消息,坚壁清野,阻击歼灭蒋军残部。

1950年元旦赐过,思普地委根据滇桂黔边区党委,关于坚决阻击残敌逃窜,配合野战军彻底消灭敌人的指示,向各县发出“阻击残匪,团结迎军”的通知,务求将敌人消灭于国境内。同时成立了思普人民阻匪迎军委员会,在全区布下了天罗地网。

2月2日,逃入墨江官厅的国民党教导师师长李桢干以下官员1100余人,士兵700余人及全部武器弹药被我军在云南起义部队配合下悉数俘获。

同时宁洱、墨江民兵全歼敌宪兵12团团部及1个营共3百多人,缴获全部武器。

2月4日,我军在镇沅南应变街毙伤敌百余人,俘敌3百余人,缴获武器3百余件。

2月7日野战军在边纵主力二支队四团及民兵配合下,围攻敌107师师长孙进贤所率的官兵2700余人,迫使其缴械投诚。这次战斗共击伤、毙敌3百余人,缴获八二炮11门、六〇炮31门、轻重机枪51挺,各工步枪1900多支。

2月16日,逃至南峤勐遮之敌被我歼灭。

至此,历时50多天的滇南追歼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陆军副县长总司令汤尧以下官兵3万余人(于思普区歼敌5300余人),只有极少数残余逃出国境。

思普人民当时面临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一方面要阻击敌人,不让他们吃上饭;另一方面要迎军,保证亲人吃饱吃好,还要带路、送情报,配合打敌人。这两项工作交*进行,说不定自己人或敌人谁先来到。刚把粮食隐藏好,人民子弟兵突然来到,得很快杀猪作饭;或者听说解放军将由此经过,却突然闯入敌人。这对敌坚壁清野和保障人民军队的供给,随时变换的工作实在十分艰巨,但思普区各族人民在党和临时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都在力所能及的努力下作了,曾受到野战军较高层次领导的表扬。

四、取得平叛与歼灭蒋军残部胜利的几点体会

1、必须加强党的建设使之成为各项工作坚强的领导核心。

①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革命工作的领导核心,没有一个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的组织,任何地方的革命工作就不能取得胜利。我们当时(解放战争时期)当地(云南省思普地区)的党的队伍是年轻的,锻炼不多的,其中的干部多数是知识分子或青年学生。由于组织上存在这个特点,就带来一个政治思想上的特点,一勇敢和热情可贵,但思想水平不高,党性和阶级立场的锻炼不足。即使在领导层中,这个问题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为此,加强党的建设就是非常重要的任务。云南人民自卫军第二纵队成立以后,在去思普地区建立根据地行军途中,就曾建立随军干校,到达宁普以后又正式成立干校及几个干分校。干校分别成立各种班,而列入首要任务的是整党建党,这对提高广大党员的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和对党的性质和任务的认识,加强党性锻炼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此后的平叛、消灭蒋介石残余部队的斗争打下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基础。

②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执行上级的行动部署

我们的部队是根据省工委指示,以解放军为榜样在元江建立起来的。建军时省工委交待任务,俟部队壮大以后,去思普建立游击根据地。1948年9、10月间,得知思普情况有变化,大恶霸张孟希杀我思普特支领导干部,石屏方面蒋军的予头指向元江。当时在部队的滇南工委成员,遂决定跳出外围,到滇南、滇中一带活动,以调动敌人退出元江。这时在滇南活动的云南人民自卫军,为夺取敌人武器,攻打了石屏。省工委为此派人并亲自紧急制止攻打城市,并重申去思普区车佛南一带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滇南工委立即集中所属部队,按省工委决定,成立云南人民自卫军第二纵队,立即向车佛南进发,避免了在敌人心腹地带可能遭受的损失。

部队到达思普以后三个月,成立思普地委。思普地委在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中,在强调依*贫雇农时,对团结中农注意不够,在对上层统战人士的工作安排及对其他总是的处理上,没有掌握好政策,后来有所查觉,又经上级指示,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

边区党委迎军阻匪指示下达后,我们坚决执行。以上这些说明,我们的重大行动,都是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部署执行的,执行错了的立即改正。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完成较重大的任务。因为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总的来说,是来自党中央,而中央的决定,又是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出发,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的无疑是正确的。何况党的各级组织,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如果不遵守党的纪律,那廉洁成了乌合之众,还谈什么工人阶级先锋队呢?更何况如有正确的不同意见,也允许向上级提出呢?既没有不同意见提出,就要坚决执行,我们是这样作了的。

③领导班子的团结,是在这个班子所领导的范围内,全党团结的基础和保证。全党团结又是团结全区军民取得胜利的根本。思普全区的干部战士,来自四面八方,由于互相接触的多少、深浅不同,了解程度也自然不同,由此也会产生一此误解和猜疑,是难于完全避免的。领导班子成员中,由于经历不同,思想方法、工作作风的差异,在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上,是会有很多不同的,有时也会有较大急论,这也是客观事实,但在平叛问题上却是观点一致、行动一致的。这是取得胜利的非常重要的关键。如果在这个重要时刻,发生重大分歧,甚至各行其是,则结果很难想像。其所以能够团结,也并非偶然,绝不是哪个人有团结整个班子的较高威信,其主要原因是大家同仇敌忾,能够个性服从党性,小局服从大局。这也应视为大家党性锻炼有一定基础的表现。

2、建立并不断扩大一支为党所绝对领导的以人民解放军为榜样的武装。

滇南党组织在解放战争初期,在农村群众基础还薄弱,而建军任务又紧迫的情况下,也曾作过其他方式的建军赏试,但未取得成功。最后还是依*元东我们自己的同志所组织的武装,通过武装起义的方式组建起部队。小白木干训班则提供了主要领导干部和经过培训的各级领导骨干。建水、石屏等部分人,也就是我们在群众工作中所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干部群众是我们这支队伍最初的种子。这最初200人的队伍,以解放军为榜样进行编制和训练。并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当然规模不大)。吸收俘虏参军,地方武装参军等各个途径,使队伍扩大起来,到1948年末,党所能绝对领导的武装,已有2千人。

在解放大军不断在主战场上取得胜利,全国解放迫在眉睫,云南各地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各地大大小小的拥有武装的实力派,在政治上产生分化并各自寻找出路:有的死心塌地地跟随国民党反动派;有的观望(这是少数);有的表示愿意*扰共产党,打倒蒋介石(其中也有伪装的);我们接受了其中有诚意的人的合作,得这些人的合作是为了扩大反蒋爱国统一战线;改造他们的武装成为党绝对领导的人民武装,是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除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武装外,不能允许另外的武装存在,这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我们这样做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的决策的。经过改造的这种武装不能再说它是地主武装,或者别的什么武装。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扩大了的武装,同时也包括继续吸收贫雇农参军,战俘参军等,到1949年初为3千人(总数),1949年4月为6千人,19497月为9千人。从政治素质上看,在整军中淘汰了历史上有罪恶,又拒不改悔的那些反蒋武装中的坏分子。其他或有较小罪恶,或表现不太好的分子则区别对待。留下的绝大多数是经过诉苦三查教育的贫雇农(私人武装的大多数,特别是一般人员仍是来自贫雇农),过去有不良行为的个别人,经过教育有了悔改表现。他们的阶级觉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不愿再为私人卖命,愿为人民共和国、为人民的利益,在党的领导下奋勇斗争。为此才能在平叛和配合解放大军消灭残余蒋军中取得胜利。

我们改造反蒋(私人)武装一般都是以过以下步骤,即(1)争取实力派从犹豫动摇状态,转为下定决心,*扰共产党,接受共产党领导。(2)教育他们,心甘情愿把武装力量交给共产党,进行教育改造,最后交给共产党整编。对原武装拥有者,经过进一步的团结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安排他们适当的军外行政工作。

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中有的人对交出武装,改造并整编其武装会产生抵触情绪甚至抵抗行为。1949年3月,二纵队向车里、佛海、南峤进军路经江城时,曾发生分裂事件,他们声言要自行带队到建(水)石(屏)龙(武)(现与石屏合并)曲(溪)(现与建水合并)一带单独建立“根据地”。经过对他们本人,对他们统率的武装人员,进行争取教育,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同时发动党领导的基本队伍的广大指战员、驻地贫雇农自觉起来进行强有力的反分裂斗争,才扭转了局面,使他们受到了教育,一同到了宁洱,并交出了部队整训。

思普地委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时期,一度产生“左”的偏差,曾经丢下他们不予理采。纠正偏差后又才分别作思想工作及团结工作。前者争取教育、团结改造的政策和措施是正确的成功的,后者纠正偏差也是必要的、及时的。

3、正确解决武装斗争中统一战线工作与民族工作中的政策问题。

(1)武装斗争中对本地区上层实力派的统战政策问题

毛泽东同志1948年1月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保曾说“……对于那些同我党共过串难确有相当贡献的开明绅士,在不妨碍土改革的条件下,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其中政治上较好又有工作能力者,应当继续留在高级政府中级以适当的工作。政治上较好但缺乏工作能力者,应当维持其生活。其为地主富农出身而人民对他们没有很大恶感者,按土地法平分其封建的土地财产,但应避免受斗争。对于过去混进我机关中来,实际上一贯是坏人,对人民并无好处而为广大群众所极端痛恨者,则照一般处理恶霸分子的办法交由人民法庭审处。”

云南是全国大陆稍后解放的地区,由于蒋介石妄图在这个地方建立反共基地,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有自己的种种考虑,反复无常,而各自政治倾向的大小实力派乘机蜂起,以致情况非常复杂。思普地区地处边陲,地主阶级统治势力大而且顽固的较多,帝国主义势力乘隙而入,进行策反活动,使情况更为复杂。当全国和全省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地主阶段及其他地方实力派也在不断地分化,反革命两面派伪装*扰共产党,阴谋混入革命队伍,进行反革命活动。其中对张孟希这个两面派由于他曾杀害我们党的思普特支负责同志,我们对他已有所警惕和防备。而对另一反革命两面派李希哲,虽未信任,但警惕和防范都不够,以致酿成大患。虽然反革命叛乱终被敉平,但这始终是一个重大的血的教训。这说明我们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虽经党的多年教育,仍缺乏深刻认识,有时被统一战线某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忘记了从本质上看问题。

另一方面,对已将武装交给共产党的统战人士,却 又一度不予理睬,忽左忽“左”,这是思想水平低,政治上很不成熟的表现之一。好在根据上级指示纠正偏差还快,未使党和人民进一步遭受巨大损失。在阶级斗争特殊形势下,既要进行阶级分析(这是根本),也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始终一贯地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主观臆断或主观愿望出发作出决定。

(2)武装斗争与民族政策

云南是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民主革命和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是汉族人民与各少数人民的共同事业。谈到少数民族,当然首先是广大工农群众,因为他们是被剥削和被压迫者。但当少数民族首先接触共产党人时,由于过去少数民族受到汉族剥削阶级的压迫很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民族隔阂,甚至民族仇恨超过阶级仇恨的情况。而少族民族中的统治者,从过去汉族统治者的大民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剥削来看,他们大多数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被压迫者。从反蒋爱国统一战线的角度来看,只要不是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分子,或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背叛祖国的分子,多数人也是我们应该争取团结的对象,在这方面我们也有过以验教训。

如前所述,在1949年7月思普地委成立后一度产生“左”的偏向,在审查干校学员成份时,仅强调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将自动前来要求在共产党领导下闹革命的民族上层人士遣散回家,后来才纠正了这个错误。

在配合解放大军,追歼国民党残军时,被我们所团结的民族上层人士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本民族群众中的影响和作用,发动广大群众为解放军带路,搜索敌人,作后勤工作,作出很大的贡献,这是当时的边纵部队,和地委与九支队派出的工作团队,所不容易作到,或不容易作好的。这就是在当时情况下作好民族上层工作,又通过上层发动群众的结果。

在做好团结民族上层工作的同时,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工作更要作好,也还要作好民族上层与群众之间的直协调工作,不能将汉族地区的政策、方针和工作方式方法,照搬到民族地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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