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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条件下的战地医疗工作


来源:普洱党史 时间:2008/4/23 点击:14466

1948年7月,滇南工委在元江明程建立滇南(包括思普区)第一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时,组织决定由路宏、车力、李剑担任医务员。这3位刚从学校来参军,又不懂医药的女同志,组成云南人民自卫军的第一个医疗机构——医务组。随着部队不断发展,有了专职医务人员,并且不断增多。1949年初成立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第二纵队时,纵队部设立了卫生处,各支队及下属大队也设了相应的医务部门和有一定专业知识技能的医务人员。在紧张的战斗中,部队还按照实战需要设立临时战地医院。1949年夏秋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第二纵队在宁洱与普光部队、迤南边区人民自卫军第一支队会师,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9支队,建立了有30张病床的9支队后勤部附属医院,下属各支队(团部)建立了医务处。思普行政委员会成立后,9支队医院改为行委会医院,分设内科和外产科。主要为部队和根据地党政机关人员治病,同时面对群众,提供医疗服务。解放后发展为普洱专区(思茅专区、普洱市)人民医院。


 

在战火中锻炼成长的医疗队伍

9支队的医务人员来自三个方面。一部分是云南地下党从昆明派遣和动员来的,主要是云南大学医学院和昆明几个大医院附属护士学校的学生如周基克、朱仙、潘业等,其中大部分是党员和“民青”成员。另一部分是从社会上吸收的。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便从当地卫生院(所)的医务人员、旧军医、开业医生中,吸收一些自愿参加革命的进步人士,充实部队医疗卫生队伍。大部分医护人员是部队自已培养。建军初期,行军作战频繁,部队流动大,多由一位医生带几个青年学生,边工作边学习。有的支队采取办随军医务员培训班的办法,在打仗、行军间隙培训医疗队伍。二纵队成立后,医务人员大量增加,相当一部分是没有受过医护训练的青年学生。除让他们在工作中学习外,采取上大课的方式,排好课程,每天由一位医生讲授一种疾病的症状和治疗知识,以及战场救护、伤口治疗、药物知识等,让他(她)们掌握必要的实用的知识和技能。部队进驻思普后,军政干校开设了医务班,组织一部分在职医务人员脱产学习,并招收一些青年学生进行医护训练。

这些医务人员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走到一起来的,参军后又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和游击战争实践锻炼,很快成为一支革命的、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医务工作队伍,挑起部队医疗保障的重担。这支队伍也是普洱专区(市)最早的医疗卫生骨干。


 

药品器械匮乏下的医疗工作

自卫军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非常匮乏。部队大范围流动时期,除几位医务人员装在挎包里随身携带的一点常用药外,只有供应处驮运的一小驮药械。部队进驻思普区后,由于地处边远,当地医疗设施相对落后,与内地交通被敌人封锁,药物器械供应更加困难。

当时的药物器械来源:一部分是向爱国反蒋进步人士筹募资金,从昆明和敌占区购买,由马帮穿过封锁运进来;有时通过来往于国境外的马帮从国外购买。建军初期,余卫民就利用与地方开明人士关系,从昆明等地筹集到四五十个“拖拉”(小方块金子),在昆明兑换成现金,买到两箱药品器械,包括治疗外伤、疟疾和常见病的针药带到小柏木。刘宝煊也通过建水、个旧、昆明的统战关系,为部队筹措了大量医药用品,还有一部分是有的医务人员参军时自带的。

但这些渠道来的药物、器械是有限的。面对重重困难,医务人员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采取各种办法,保障指战员的健康。注射用的针器缺乏,他们认真消毒,反复使用:没有外用药棉纱布等,他们用土法制造消毒药棉、纱布及红汞、碘酒、蒸馏水。还寻访民间单方,运用草药预防、治疗常见病,甚至自己配制内服药和注射液。赵泽新等同志还研制出用普鲁卡因改制针水,用于急性阑尾炎手术的局部麻醉:用依米替丁粉制成针水,治疗阿米巴痢疾。就是凭着这样一股革命精神,自卫军和根据地的医务工作人员,承担了战胜多种疾病和抢救伤病员的崇高使命,为保持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战场上的救死扶伤

战斗在哪里打响,医务人员就出现在哪里,及时进行救护、转移伤员。这种时候,有民兵抬担架,她们在前后照料,没有民兵,她们亲自动手抬。人手不够时,政工队的女同志也参加救护。她们一路观察伤员情况,喂水喂药,伤员痛苦时给伤员唱歌。有的随收容班陪伴掉队伤员。余卫民、方仲伯、刘宝煊等领导同志也曾帮助医务组抬担架。

建军初医务组的三位女同志,不懂医疗卫生知识。军事指挥员余卫民把药物交给她们,还教会她们消毒使用急救包,用绷带包扎人体各个部位。刘宝煊教会她们打针。在战斗中,她们背着药箱救护伤员,学到的知识发挥了作用。

攻打石屏县城时部队只有一位医生。领导决定立即组织临时战地医院,把2支队政工队长余丹调来负责,因为她父亲是医生,她知道一般打针、换药知识。同时抽来十多名新参军的女学生,办起随军医务人员训练班,在战斗中边干边学。一位战士气管被重机枪弹穿通,气从弹孔出入,有个同志抓来一支活鸡,拔了毛撕块皮贴住弹孔,延长时间转送。有一位同志被手榴弹炸断胫腓骨,大动脉管的血喷出两米高,女同志谭志明立即用手捏住出血点,连续几个钟头用手代替止血钳止血。

在赖烏巴山战斗中,41团医务处的同志,在主任张健民带领下,把医务处设在山下村寨一间庙房里,作好救护准备。经过一天激烈战斗,部队下令转移,医务处及连队抽出来的医务人员立即在民兵担架队支持下连夜把11名伤员转移到甸中。第二天上午,接到司令部通知到各雪乡办临时野战医院的招示,他们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当天就把伤员转移到各雪乡。在野战医院,张建民主任、杨玲医生为伤员做手术,其他医务人员在医生指导下精心护理伤员,使多数伤员得到救治重返前线。

迤萨阻击战中,敌军占领了山头制高点,向我军猛烈射击,以掩护其大部队逃跑。我军命令绕道追歼,将伤员转移。从山头到河边坝海村,担架完全暴露在敌人射界内,抬担架的同志不是走,而是曲线往下冲。女卫生员和男同志争着抬担架。方惠同志坚持抬着担架冲到河边从水路护送伤员转移。


 

奇迹般的外科手术

没有手术室,没有必要的手术器械,而战友的生命必须挽救。在这样完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医务人员冒着极大风险,奇迹般地不止一次进行截肢手术,保住了伤员的生命。

1949年10月上旬,42团进剿地霸梁星楼部的石婆丫口战斗中,一位姓李的战士,在夺取敌人山头上的机枪阵地时负了重伤。当时只用中草药进行了止血。转送到医疗点后,罗有汉医师为他清理伤口,发现是粉碎性骨折,并且化脓感染严重。如不进行截肢手术,将会从败脓症导致败血症危及生命。领导派罗医生组织担架护送伤员到按板井做手术。罗有汉是云南大学医学系第一班毕业的,有精湛的医术,但他犯难的是没有手术用的器械。经过认真、反复思考,他开出了一张奇特的截肢手术器械单:向中药铺借锯肉桂的小钢锯当作骨锯、向木工师傅借木架锯当骨锯、向理发师借广式剃头刀当截肢刀,用家里的裁衣剪当手术剪,缝衣针当皮肉缝合针,没有持针器用顶针充抵,买几尺白布做手术治疗巾。将以上“器械”全部清洗煮沸消毒,借老乡家一块门板当手术床,太阳光当手术灯。他又把在当地开诊所的蔡福兰医生(罗有汉夫人)叫来当助手。在局麻针水注射下去不到一小时,夫妇俩就用这些土机械土办法顺利完成了截肢手术。蔡福兰还送了一些较难购到的青链霉素针水、磺胺药片、碘防、雷佛奴耳等药物,使伤员控制了感染,伤口愈合良好。

这样的手术,41团医生张健民在临时野战医院也进行过,一位伤员肱骨开放性骨折合并肱动脉损伤,导致肢体肌肉坏死,急需截脚。张医生在其他医务人员配合下,进行局部麻醉,用战士的匕首,用缝衣针和丝线结扎缝合,完成了截肢手术。


 

在“瘴疠之区”抗击疟疾

滇南和思普区过去是有名的疟疾流行的瘴病之区,民间流传一句警语:“要到元江坝(包括思普区其他坝子也如是说),先把老婆嫁”。反映了过去从外地或山区的人到滇南低海拔坝子,水土适应性差,加上生活艰苦,抗病能力相对较弱,很容易染上疟疾和其它地方性疾病,而且当时缺医少药,死亡率高的情况。地委和边纵9支队领导,把预防、抗击疟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交给后勤和医务部门,到外地买药注意采购百乐君、阿的平、奎宁等抗疟药。平时要求各部队领导从各方面做好预防工作。当时指战员都没有行军水壶,要求行军前喝足开水,行军中口渴也只能喝长流水,不准喝死水塘的水。遇到路边有死水塘,政工队员就会在旁边啦快板:“冷水坏,冷水脏,喝了冷水打镖枪(拉肚子)”!疟疾是蚊子传染的,部队在宿营时就学习马帮的经验,铲除周围杂草,用野蒿烧起篝火以烟驱蚊。医务人员寻访民间单方,采集草药熬大锅汤药服用。桉树是提炼抗疟药金鸡纳霜的原料,他们就用桉树叶煮水给战士喝,用桉树叶垫睡,预防疟疾。纵队医务处长赵泽新及几位医务人员研制出用阿的平、奎宁等抗疟药片制成注射液,经临床试验,效果好。由于采取了许多措施,预防加积极治疗,疟疾没有在部队流行。


 

(李含秀根据周启华、罗有汉、路宏、方晓光、杨剑平、李犁、杨群等写的多篇党史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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