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市汉族人口来源于征战、屯田、宦游、经商、行医、举业（教书）、贬谪流放、躲债逃难、戍守边关、卖艺谋生、因公因事、支边建设，还有的是其他少数民族为了免遭封建统治阶级的歧视、侮辱，改变社会地位而假编家谱加入汉族行列。

从普洱市汉族人口的分布就可看出，它和中央王朝开发普洱的历史进程成为正比。开发较早的景东等地，汉族流入的人口较多；开发较晚的西盟、孟连等边疆地区，汉族人口较少。元朝以前，汉族人口进入普洱的记载已难查找。明朝建立后，在元代设立郡县的基础上又增设一批府、州、县，迁移大批内地军民前来屯田开发，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立景东府，二十三年设景东卫，下设左、右、中、前、后5所，每所1200人，共6000人。这些人到川河流域驻扎后，按“三分守城，七分屯种”的原则垦殖。明初进入景东的汉族人口较多。另外，以民屯、商屯形式迁移来的也不在少数。洪武二十年，“诏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云南”。继景东府设立后，还设立了镇沅州、威远州（今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恭顺州（今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这些府州县的不断增设，也有大批汉族人口迁入。

清朝平定云南后，在明朝所设卫所和府州县城、司、卫、所、堡、驿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把封建集权统治发展到澜沧江以东的所有地区。同时，在思茅、普洱、景谷、景东、镇沅、墨江的交通要道设立7关、17隘、23汛、32哨、144塘。戍守关、隘、汛、塘、哨的兵役多为受压迫流落的汉族群众，他们有事戍卫，平时开荒垦殖抚养家室，年老力衰后退役，返乡归原籍之心已淡，吃粮安家定居为常，各自垦田立业，聚集成镇邑村寨。经数百年的繁衍发展成今日的汉族分布状况。其他形式进入的汉族，因不是成批而来，他们只能三五户聚在一起或自立成寨，或依附在土著人的大寨附近立寨；也有的人入赘到其他民族家庭之中，不改姓氏，用汉族习俗潜移默化变土著民族为汉族。通婚、入赘变服从俗，加入到少数民族中的汉族人也为数甚众。清咸丰六年至同治十三年（1856年—1874年），哀牢山区李文学（彝族）、田四浪（哈尼族）和杜文秀（回族）领导的起义活动，遍及普洱全境，不少世居高寒贫瘠地区的少数民族迁移到河谷平坝地区定居。起义失败后为躲避清王朝的镇压，有的逃亡深山密林，有相当一部分则改变彝、哈尼、傣、回等族别，加入到汉族中来，进一步扩大了汉族人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有大批南下的人民解放军官兵和支援边疆建设的内地汉族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到普洱定居，汉族人口又有增加。

汉族人口迁入后，带来了中原各地先进的文化科学知识，对普洱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促进封建地区经济迅速发展，逐步废除澜沧江以东地区土司头人统治的同时，汉族文化也在各地得到迅速的传播，汉族文字和语言，开始在民族地区推广应用。明崇祯元年（1628年）建立普洱文昌官，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建立景东文庙，道光元年（1821年）建立墨江文庙。黉学的兴起，彻底改变了普洱市没有汉文教育的状况。光绪十三年（1887年）镇边厅设立后，封建集权统治深入到边疆地区，大批汉族随之进入澜沧、孟连、西盟等地。汉族迁入后，增加了普洱的民族成份。府州县的建立，标志着普洱的疆域基本固定，作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与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联系不断巩固和加强。

汉族到普洱定居原时间前后不一，其来源遍及全国各省，所保持的生活习俗也有同有异，其中，服饰、语言、音乐、建筑、婚礼、葬仪、信仰等方面基本保持在儒学文化的范围内。汉族语言方面既推广汉族语言也学习各民族的语言。在节日活动上，既保持了汉族的春节、元宵、端阳、中秋等传统节日，也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庆祝火把节、泼水节、新米节等民族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