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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尼 烽 火”之一——地下党在墨江中学的活动

录入:mjds 来源:墨江党史 时间:2021/6/15 点击:8007

       墨江中学是墨江县的最高学府,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上级党组织源源不绝地派遣党员在这里进行党的地下活动,培养和造就了成百上千的进步青年学生,为墨江县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在墨江的革命史上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一、墨江中学地下党组织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阶段,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许多领土,而蒋介石不但不积极抗日,反而大肆向解放区进攻,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皖南事变”。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提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正确方针。根据这一方针精神,滇南工委刘善同志派党员宋文溥(宋泽)打入敌人内部,以国民党昆明行营调查科思普调查班元墨调查员的身份,到墨江进行党的地下工作。

    1941年9月宋文溥到墨江,第二年4月党员王静贞也和宋一起到墨江。当时宋文溥是墨江中学的语文和战时常识教员,王静贞的身份是墨江中学和联珠小学的音乐教师。1943年9月,两人离开墨江回昆明。

    1945年春,为了打通地下党从磨黑到昆明一线,党组织派磨黑中学的地下党员陈盛年同志到墨江中学任教,准备在墨江中学建立地下党的活动据点。当时国民党墨江县长刘光泽以及兼任墨江中学校长的县参议长李子明等人,都想把中学办好,以树立他们的威望,因此要陈盛年请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到墨江中学教书。陈盛年把墨江的情况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后,党组织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开展革命活动,把墨江建成一个革命据点。上级党组织于同年8月派了西南联合大学的地下党员高志远(高彤生)以及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成员叶仲英(张敬、叶锦扬)、方以端(方为表)、周堇生(周锦扬、丁一)和“联大”学生周明扬(周为灏)等五人到墨江,由陈盛年推荐到中学任教。高志远等人到墨江中学后,成立了“民青”支部,由高志远负责工作。

    1946年2月陈盛年离开墨江,回磨黑中学负责地下党的工作。3月,党组织又派“联大”地下党员王士彤(王世堂)以及“民青”成员耿晓禾(女,耿仁英)到墨江中学。陈盛年同志向滇南工委汇报墨江中学的情况后,根据省工委的部署,6月滇南工委派齐亮(陈世荣)到墨江考核发展党员,由高志远介绍发展了叶仲英、方以端、周堇生、耿晓禾四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墨江中学共有6名党员,成立了地下党支部,由高志远任支部书记。这时墨江中学地下党直接受滇南工委的领导,联系人是建水建民中学的马识途(马胜之、马千禾)、石屏宝秀中学的齐亮。同年8月省工委决定,墨江地下党组织受思普特支的领导。

      地下党在墨江中学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墨江县党部、三青团墨江分部的注意。为保存力量保住据点,党组织采取轮换党员的办法,即调走一批又派来一批。1946年8月高志远、方以端离开黑江后,由王士彤任党支部书记。第二年周堇生、耿晓禾、王士彤、叶仲英先后回昆明,上级党组织派了地下党员吴宗瑶(吴石如)、王则民(王华)和“民青”成员傅国栋(傅学仁)到墨江,党组织的工作由吴宗瑶负责。

   1947年9月,党组织又派出云南大学的余松(余学仁)、史克明、万仲德三名地下党员到墨江中学任教。当时由于党组织关系是单线联系,余松等人虽然知道吴宗瑶等是革命同志,但组织关系互不公开,所以余松等同志到墨江中学后,成立了地下党墨江支部,余松任党支部书记,史克明负责组织,万仲德负责宣传。后发展了傅国栋和联珠小学教师倪国栋(张奉一)、墨江中学的学生高国权(高滇)加入党组织。

   1948年春,由于三青团头目高文正等向省党部告密,省警备司令部下令墨江县政府逮捕吴宗瑶、王则民,经县政府一位职员报讯,吴、王二同志离开了墨江。同年8月,国民党省党部又下通辑令,要墨江县政府逮捕余松、史克明、万仲德。当时云南人民自卫军在元江、石屏一带蓬勃发展,力量强大,县长陈天一慑于自卫军的威力,迟迟不敢下手。此消息被思普特支书记潘明知道,通知余、史、万离开墨江,三人到了元江小柏木找地下党织组,墨江地下党的工作交倪国栋负责。由于党组织暴露,国民党县政府又要抓倪国栋,倪得到消息后也到元江小柏木找党组织去了。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上级党组织曾派出几批地下党员到墨江中学进行党的活动。

二、墨中地下党的活动情况

    墨江中学地下党组织,在云南省工委,滇南工委和思普特支的领导下,于1945年至1948年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是:

(一)打开社会关系,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当时墨江的社会关系比较好,经1931年地下党组织的农民暴动失败后,许多参与组织的进步人士隐没在民间,等待时机再干,因此不论是墨江县城,还是碧溪、龙坝、雅邑一带,都蕴藏着革命的进步力量。国民党的上层人士中,除了县党部的唐传增,三青团的李道义、高文正等人外,其他的还比较开明,如历任县长李时、刘光泽等,还能体贴民情。在地方绅士中,孙伯勤、李子民等地方头面人物较为正直,还有庾恩浩、段经武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在教育界有一定的影响。

    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地下党组织不失时机地对上层人士进行党的统战工作,他们经常“拜访”三县长(已卸任的李时,即将卸任的刘光泽,已来上任的陈天一),对他们宣讲时事。另外,利用家访的机会,认识了解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尽量取得社会和家长的支持信任,站稳脚跟。地下党的同志经常走访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了解掌握各种人的思想动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顽固分子。同时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分化瓦解一小撮反动势力。当时国民党县党部和三青团墨江区分部的头目是蒋介石CC派特务,常常摆出一付趾高气扬的架子,因此县长刘光泽、陈天一都对他们没有好感,明争暗斗。地下党利用和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使敌人的力量自相消耗。

(二)利用课堂内外,宣传进步思想。

    墨江中学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党员教师以及思想进步的教师首先对教学课本、教学制度、教学方法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在语文课上,他们废除了中正书局出版的反动课本,把鲁迅、高尔基的文章油印成册,作为语文课的主要内容;历史课里也加进了中国近代革命史、讲时局动态等内容;音乐课则以冼星海、聂耳等进步作曲家的抗日民主革命歌曲为主,还经常组织歌咏队,演唱革命歌曲。地下党员老师全部废除了对学生的打、罚、跪等体罚行为,对学生耐心帮助,循循善诱,因此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团结友爱。

    在地下党的指导下,建立了校内校外的秘密读书组织,阅读进步书籍和报刊杂志。他们通过县邮局,订阅了《大公报》、《文汇报》、《时代周刊》、《新华日报》等,这些报刊经常有时势评论,报道解放战争的动态。还订阅了解放区的一些文艺作品,如《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等。

   高志远、周堇生、叶仲英等主编了一本校刊,名为《恳亲特刊》,内容很丰富,有学校简史、现状梗概、建议小品等等。还经常组织教师学生在墨江街头和附近村镇演出活报剧,如《阿Q正传》、《家》、《升官图》等,利用各种机会宣传革命思想,宣传“12·1”运动,国共谈判《双十协定》,和平建国等时事政治。

   通过种种宣传活动,启发教育了进步老师和广大进步学生,使他们开始知道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出卖祖国利益的罪行;知道了蒋介石破坏和平打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搞一党专政的行径,知道了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进行黑暗统治的罪行。同时也初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人类求解放的政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统一中国,祖国才能强大,才会有光明等真理。

    由于教学制度、教学方法的改革,当时墨江中学的声誉很高,不但得到学生和家长的拥护支持,而且影响到周围的县,当时元江、新平、镇沅等县,有不少青年学生到墨江中学读书,接受传播革命的道理。(三)走出学校,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1946年1月,国民党县长刘光泽提出,要中学师生组成小组下乡进行民族调查。地下党员和“民青”支部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即组织“民青”成员和进步师生参加这一活动。周明扬到碧溪、白连;周堇生到雅邑、龙坝;方以端到龙潭、坝溜;叶仲英到景星。他们在乡下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宣传反对征兵、征粮、征款,宣传昆明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指出穷人为什么穷的道理。同时了解各阶层对革命的态度,寻找同情革命的力量。

   1947年7月,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召见潘明、周长庆等同志,对思普特支的工作作了四点指示,其中心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准备武装斗争。根据这一精神,墨江中学党支部的工作从学校走向农村,利用倪国栋、张永贻(哈尼族,“民青”成员)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组织发动桑田、班中、菜园、新发一带的农民,成立“相帮会”、“弟兄会”,准备组织武装,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条件。

   1948年1月,思普特支书记潘明到墨江中学,指示墨江党支部“要很快打出学校门,走向农村组织反蒋力量,开展武装斗争。”这时国民党墨江县政府正组织督学到农村检查,地下党利用这个有利机会,余松、史克明、万仲德三人搞到了“督学”的差事,到各地调查了解情况。他们走遍了墨江县的10个乡(镇),详细地察看了地形,几乎把每条河、每座山都记清楚。同时调查了解各地的武装力量以及乡(镇)头面人物的政治态度。回学校后还画了地形图,写了人物志。另外地下党的同志经常与县城附近的进步人土接触,例如癸能的王继周(哈尼族),碧溪小学的张家兴,龙坝乡曼婆村的王歧山。他们都是1931年地下党组织农民武装暴动时的骨干,对时局很关心,尤其是王继周、王歧山两人对武装斗争很支持,他们说:只要有人带头,这一带农民是会起来干的,拉起百把十人的武装不成问题。

(四)团结进步师生,同反动势力作斗争。

   当时墨江中学的教师中,有这样三种人:一是受进步思想的熏陶、有民族正义感的爱国知识分子,这部份人都愿意积极靠拢地下党和“民青”组织;二是埋头教书混日子的人,他们很不过问政治,采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这种人是多数;三是受国民党县党部以及三青团墨江区分部的指使,为国民党CC派服务的人,如唐传增、李道义、高文正以及李惠泉、李运泰等。他们思想极为反动,在学校里不是认真教书,而是监视进步教师,向上司打黑报告,这些人为数不多,但他们的能量很大。因此自1941年以来,学校内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的斗争一直未间断。

    根据上述实际情况,地下党墨江中学支部始终采取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孤立和打击极少数思想反动的分子。

   首先是在教学上抵制他们。当时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长唐传增,三青团墨江区分部的主任李道义及高文正等一小撮人,打着“戡乱剿匪”的黑旗,叫嚣“学校中有赤色分子”、“有红帽子”,指名要到学校来兼课。为抵制这些人到学校来捣乱,党支部发动党员以及“民青”成员把各班的主要课程都包下来,而且都任了各班的班主任,使得他们无机可趁。最后高文正向校方提出兼任体育课,地下党员也提出要任体育课,校长采取折衷,分出一半体育课给他。

   其次地下党支部联合联珠小学、碧溪小学的进步教师孤立和打击反动分子。高文正等在学校里拉拢一些思想落后的学生,在社会上利用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搞了个“联英球队”,除了打球外还搞些吃喝玩乐的勾当,以此来欺骗拉拢青年,扩充他们的势力。为了抵制和孤立他们,在党支部的支持下,墨江中学和联珠小学的进步教师成立了“教联球队”,以“民青”成员为主在中学生中也成立了“中学生球队”,碧溪的进步教师和社会上的进步青年还成立了“碧光球队”。这些球队互相支持,互相帮助,除了相互磋商球艺外,还经常在一起谈论国事,关心时局。他们共同对付“联英球队”,每次比赛都把它打败,使得高文正等狼狈不堪,非常孤立。地下党员教师还联合校内外进步人士,揭露高文正等人不学无术招摇撞骗的行径,造成社会上对这些人的不满。因此尽管高文正等人多次向县长陈天一(兼任中学校长)告发学校中有“赤党”,要查缉,但是由于社会上对进步教师很支持,人们都有公正的评论,所以陈天一慑于社会的压力,不但不理高文正的告密,反而把他辞退了。

   在“民青”组织的领导下,不少进步的学生起来同反动势力作斗争。由于当时个别反动军训教官在学生中大肆污蔑共产党,说什么“共产党破坏和平”,“要打内战”,“共产党在昆明搞暴乱”等等。为了揭穿这些人的造谣,高滇等几位学生写了篇《驳造谣者》的文章,言正词严,激怒了反动当局,把高滇毒打一顿后送进县政府关押。此事引起了全校师生的极大愤怒,周堇生老师提出罢教,有些学生提出罢课,向反动当局抗议。师生的这种抗议行为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国民党墨江县反动政府在社会的谴责下,将高滇关了七天后释放。当天学生们买了鞭炮到国民党县政府衙门把高滇接回来,一路上燃放鞭炮,搞得陈天一等很难堪。

(五)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民青”组织。

   地下党在墨江中学的活动时期,尤其1946年成立党支部以后,积极培养和发展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因此党的队伍不断扩大,党的战斗力不断加强。当时所发展的党员,都是经过党组织进行长期的考察,在革命斗争的风浪中经得起考验的“民青”成员以及进步师生。他们入党后对共产主义信念坚定不移,对敌斗争英勇顽强。自从1946年至1948年三年间共发展了7名地下党员,他们是:叶仲英、方以端、周堇生、耿晓禾、傅国栋、倪国栋、高滇。

   同时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民青”支部也在进步的青年师生中积极发展“民青”成员,先后发展了20多人,如孙云书、纪美芳、胡其云(方成)、马万选、丁美珍、谢培相、许湘鸿(林洋)、关竹仙、李懋功、苏泽、张永贻、陈佩昆等。史克明同志还到碧溪区的小勐连、玉碗水小学发展了冯安庆、黄庆森等为“民青”成员。

    由于长期以来墨江中学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一大批进步青年在不断成长。这些进步青年,后来都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他们当中有些人到元江小柏木去接受党交给的任务,更多的人则是在解放墨江前夕投奔到墨江人民反蒋自卫军中,为墨江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共墨江县委党史研究室 董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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