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初，墨江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就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的启蒙。1921年至1926年，墨江在云南省立普洱第四师范学校读书（今宁洱县磨黑中学）的熊文和、陈家麟、王继周、卫秉礼、李子忠、汤全和、汤宇庄、汤宇宽、沈光林、吴代发、金益珍、金益相、尹家珍等人，首先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熊文和等人组织了“读书会”，研究新思想，吸收新知识，探讨社会革命。“读书会”成员中传看《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导》等书刊；组织编演反封建礼教、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终身大事》、《孔雀东南飞》等剧目，引起观看者的巨大反响，受到新风气的感染，引起同感。1926年这批进步学生毕业回墨江后，分散在各学校教书。

    这批学生中的卫秉礼毕业后，继续到昆明和北京深造。1924年冬，卫秉礼在昆明参加省立一中图书管理员李国柱发起组织的秘密进步团体“云南青年努力会”。1926年初，卫秉礼到北京并考入中俄大学，经共产党员张经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被调到广州大沙头参加国民革命第三政训班(地下党举办的云南政治补习班）学习。1927年2月结业后回云南，在省特委书记王德三领导下开辟云南革命基地。中共云南特委12月扩大会议接受中央“八·七”紧急会议决议，决定走土地革命、武装暴动的道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工矿、农村，大力加强农村基层工作，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打倒土豪劣绅。1928年1月12日，龙云跟随蒋介石发布清党密令，云南也面临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重局面。省临委为应付临时事变，同时加强农村工作，派遣转移一批党员到农村工作。2月党组织派遣在蒙自做农运工作的卫秉礼回墨江家乡开辟工作。从此，墨江大地开始有了党的活动。

   卫秉礼回到墨江后，首先利用同学关系，以墨江县小学教师熊文和、陈家麟、秦树声、王继周、杨文灿等同志为核心，又吸收柴正文、王应昌、杨显庭(杨效忠）等一大批进步青年，组成“学术研究会”，陈家麟任“学术研究会”会长。“学术研究会”的主要宗旨是“研究新知识，促进新思想”，目的是吸引进步分子向党靠拢，先后吸收50余名进步青年分子加入，全县半数以上小学教师都是“学术研究会”的会员。“学术研究会”在城里的会员每星期日上午集中学习一次，平时自学。在农村的会员以自学为主，也可以参加城里开展的集中学习。学习的主要书刊有《新青年》、《创造》、《拓荒者》、《向导周报》、《共产主义ABC》、《鸭绿江上》等。会员经过几个月的学习，思想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

   在县城小学任教的熊文和、陈家麟、王继周、杨文灿等，经常谈论共产党和国民党实行合作、进行北伐的形势，发动工人农民开展反封建、反剥削的运动，提倡爱国、民主、科学，编印《墨江》小报，宣传形势。在教学中言传身教，诲人不倦，把“五·四”运动精神灌输给高年级学生。在进步教师中组织阅读进步书刊，启发他们改革社会的思想，进而到市民中和农民中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劳苦大众听了“穷，不是命不好，是有人剥削压迫”的道理，茅塞顿开。熊文和、卫秉礼等人经常向穷人宣传：“我们农民穷，穷到支锅无米下，多少田地都是农民种的，但大多数都被别人拿走了；不种田的人不愁吃不愁穿。这为什么呢，是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压迫所造成的。”“苏联是共产党领导，没有人剥削，大家都一样。我们也要组织起来，组织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打土豪分土地，使家家有田地，人人过上好日子”。

   城的小学校由于校舍狭小，所以分散在教育局(原检察院宿舍)、大寺庙等处设教学班。熊文和在大寺庙任初级小学教员，王继周在教育局任高级小学班教员，陈家麟、杨文灿在现在的小学校址任初小班教员。他们组织进步人士利用公开合法的场所宣传团结抗日，编演剧目和歌曲。在高年级学生中演唱，还在街头演出活报剧《吹牛拍马》、《一群秋狗》、《社会现象》等。演出者牵着牛，用火筒吹牛屁股，还用滑杆抬着绅士打扮的人，讽刺地主豪绅捧红踏黑、吹牛拍马、欺压穷苦人民的行径。这些演出引起了官僚地主的怀恨，而得到人民大众的赞扬，进而激起了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恶霸的愤恨情绪。他们还经常组织“星期演讲会”，内容多是揭露社会的黑暗以及统治者的罪恶。演讲方式多种多样，尤其是熊文和的演讲，语言生动，把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变为朴实的话讲给听众，很吸引听众的注意和兴趣。当时在许多贫苦农民和贫民中，传播着马克思、十月革命、共产党、工农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等等革命的名词。而且懂得要过好日子就要组织起来，把人心象箍桶一样紧紧地团结起来反对统治者的道理。

   天君阁，现位于墨江县城小学内，原中共墨江地下党支部活动地。熊文和、陈家麟、王继周等中共地下党员曾在这里教书并开展革命活动，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孕育了墨江革命的火种。

   通过理论学习和实际斗争锻炼，1928年冬卫秉礼发展熊文和、陈家麟、秦树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中共墨江特别支部，成为全省17个特支之一。1929年春，又由熊文和等人介绍，发展团防大队长孙德齐、思普殖边营班长曾福光、小学教师王继周入党，党的组织改为中共墨江支部，熊文和任党支部书记，陈家麟担任知识界及城市贫民工作，卫秉礼担任工运（实际上主要搞农运）工作，孙德齐担任军事工作，王继周担任农运工作，秦树声负责联络工作。

   熊文和、卫秉礼集资三、四百元半开，在县城十字街口开设了一间“文劲书店”。【注：“文劲书店”店名是取熊文和的“文”字和卫劲夫(即卫秉礼）的“劲”字而组成。】小小一间铺面里除了出售生活用品及文化用品外，暗中还销售、借阅《社会进化史》、《共产党宣言》、《哲学大纲》、《唯物辩证法》、《工农读本》等革命书籍。这个店铺既方便群众到这里买日用品和教学用品，又方便进步知识青年到这里借阅革命书籍。名誉上的“百货庄”实际上是马列主义的宣传站，也是墨江地下党的联络站。同时，百货庄的收益所得也为墨江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提供了经费支持。

   党支部建立后，除了在知识青年中继续进行工作外，还积极深入农村组织建立“穷人相帮会”。这个会的会员，除吸收农村中的农民外，还吸收城镇中的手工业劳动者及商店的店员等参加。墨江地下党支部通过这个群众性组织，教育和团结广大的劳动群众。经过两年多的工作，除边缘几个乡外，靠近县城的几个乡镇到处都有农会组织的成员在活动，特别是有党、团员所在的地区，如曼婆，水癸、大勐连、碧溪、蚂蚁堆街等处活动比较频繁，县城附近的白花桥、桑田、赖蚌等村里会员更加集中。他们定期或不定期地、半公开或秘密地分成三五人、十来人一组进行学习、集会。在他们的周围又团结了广大的农民、手工业劳动者和一些商店的店员，在全县建立起了30多个农会组织，组织成员一度发展到2000余人，造成了高涨的革命声势。在兵运工作方面，当时墨江县府有个团防大队，大队长孙德齐已被秘密吸收为共产党员，这支100多人的武装已基本上掌握在地下党支部手中，此外国民党普洱专员公署还派了边防殖边营的一个连驻防墨江。地下党支部也争取了这个营的一个班长曾福光加入共产党。

   1930年冬季，党支部为了把农民武装组织起来，决定开办骨干训练班。这时中共迤南特委委员李国定【李静安，马关人，当时化名为“老蒙”】来到墨江，第二天熊文和、陈家麟、卫秉礼、王继周等人到马肺山开会，有的扮作砍柴的，有的扮作采药的，分别从几路来到马肺山头集中。老蒙首先说：“省委被叛徒出卖后，一切工作暂时陷入停滞状态，和中央也断了联系。现在好了，和广西百色联系上了，文山、蒙自的工作进入正常阶段。这次我出来要把思普方面的情况了解清楚，向广西领导汇报，好让上级加强这方面的领导。”熊文和等人汇报了墨江的工作情况，经过分析研究，会上决定开办训练班，地点定在埔佐墩头寨子，训练时间30—40天，训练科目内容由熊文和、“老蒙”二人编写。党支部向“老蒙”汇报计划武装暴动的事，但“老蒙”认为条件尚不成熟，提议暂不宜过早的举行武装暴动。他说：“我们个旧在产业工人中做的工作比这里细致，但都不轻易提武装暴动，……不要作无谓的牺牲”。

   1931年春，训练班在墩头村如期举办，参加训练的主要是各个农会的骨干。在训练班中主要以提高农民的阶级意识为主，培训的内容有：土地为什么私有?农民为什么受压迫?革命的条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等等。“老蒙”为训练班写了一篇总结性文件《告穷人书》，指出工作要做细致，要充分准备。参加训练的人各发一本，要求回去照着做群众工作。

   1931年夏初，党支部书记熊文和及王继周到各农会走了一转，了解各农会活动的开展情况。了解工作结束后，于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火把节集中党员和农会骨干到埔佐墩头寨子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1931年12月23日(农历冬月十五日冬至节)举行武装暴动，夺取县城，建立红色区域。参加会议人员回去后分头进一步发动群众，做好组织准备和武装准备。王继周负责水癸一带，卫秉礼负责曼婆一带，杨文灿负责白花桥一带，吴家红负责桑田一带，熊文和、李子忠负责城内。他们还准备了一面暴动时用的有镰刀锤头标志的旗子，还在酒房箐、赖蚌等地打制梭镖、长刀、镰刀数百件，买了100多支枪和许多弹药，在县团防队、殖边营也作了发动起义的准备。打制的武器上还錾有镰刀与锤头的党徽图案。

   墨江地下党组织准备领导暴动期间打造的印有党徽标志的镰刀（现收藏于墨江县档案馆）但由于地下党准备领导武装暴动的计划不够严密，在策动县团防队和殖边营起义的过程中，无意暴露了地下党的一些组织状况及准备暴动的情况，国民党边防殖边营连长马洪林向国民党墨江县长王滢告密，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高度警觉，密谋瓦解墨江地下党领导的这次武装暴动。1931年11月22日晚，国民党墨江县长王滢以召开抗日救国会为名，通知熊文和、陈家麟（当时两人参加了国民党县政府组织的“抗日救国会”）到县教育局（原检察院宿舍）开会，会上逮捕了熊文和、陈家麟。第二天清早孙德齐、秦树声、曾福光也被捕，接着又捕了积极分子蓝石甲、张世昌、杨文灿、马盛林、吴忠华等同志。一连几天，县城昼夜戒备森严，岗哨林立。在熊文和等同志被捕的第二天，卫秉礼、王继周等人闻讯逃离墨江。

   熊文和等革命同志被捕后，国民党对他们施以各种酷刑逼供。县长王滢亲自出马审讯熊文和：“你煽动民众，犯了大罪。”熊文和据理驳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唤起民众抗日救国，何罪之有?”“你搞共产还不认罪。”“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大政策，有什么罪！”用酷刑捞不到什么，国民党第二殖边区兼第二绥靖主任禄国藩又专程从普洱赶到墨江，出来诱降。他说：“熊先生，你们搞共产，煽动民众，罪责可不轻啊！但你还年轻，只要你供出同伙，悔过自新，安份守己，我可以保你留下生命。”熊文和回答：“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共产党是杀不绝的。”其他被捕的同志，在敌人的在敌人严刑逼供和威逼利诱下，也从未暴露党的一丝一毫机密，他们都说：“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我就是共产党，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国民党反动派的软硬兼施，丝毫动摇不了他们的革命意志。敌人见无计可施，气极败坏，下了毒手。

   1932年1月20日(古历辛未年腊月十三），惊人的敲锣声随着刺骨的寒风传来，熊文和、陈家麟、秦树声、曾福光一起被挟持在两个连中间，从县政府大门出来，沿东正街转至马店街到花冲街，又由南正街直向北门街。他们一路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二十年后再见！”唱着《国际歌》到了刑场——县城北门外大坟头脚下一块草地上。熊文和等在陈家麟家属事先铺好的大红毯子上盘腿而坐，他们面不改色，坦然向刽子手喊道：“开枪吧，老子二十年后来提你的头。”无情的枪声使四位烈士倒在血泊中。刽子手走到小学校门口，怕革命烈士还未死，又折回去向熊文和补了两枪。第二天清晨，孙德齐也被秘密杀害在县政府衙门口照壁下。牺牲时，熊文和年仅26岁、陈家麟年仅27岁、秦树声年仅26岁、曾福光年仅29岁、孙德齐年仅32岁。中共墨江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人五烈士英勇就义后，在失去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此后一段时间党组织在墨江的活动一度处于低落期。

                    中共墨江县委党史研究室 董健